南風鮮師與他的桃李

林師、林門，與長途漫遊的我

   
1991年7月，勉強完成原本打算放棄的碩士論文，匆忙交寄給口試委員。在口試場上，第一次見到林瑞明老師。或許那時候碰觸到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的研究論文還很稀少，他對我粗疏潦草的論文並未嚴厲批判，卻給了很多鼓勵，還指引進一步發展的方向。見識到老師對台灣文學史的洞見、熱情，和對學生的親切鼓勵，留下深刻印象。沒想到往後竟有機會成為林老師的入門弟子，近十年有許多機會和老師相處。這十年來除了學問上的長進受益甚多，也看著老師經歷人生波折病苦，更了解他為人處世的原則和態度，敬愛日增。
 

被臺灣魅惑的青年

 
我在輔仁大學歷史系的大學時代過得胡裡胡塗，到快畢業時才想到就業或升學的問題。幸運考上清華歷史研究所，儘管老師們鼓勵少、澆冷水多，仍然決心要做台灣史。

當時很多大學裡的研究生不約而同成立了台灣研究社，一些比較有獨立思考的年輕人在追尋自己存在的意義時，不能不去面對台灣特殊的處境，去挖掘當時被正式教育系統排除的有關台灣的知識。我常形容我們這一代是「被臺灣魅惑的人」，從小到大受著國民黨主導的黨國教育，滿腦子都是中國知識，難免有大中國情懷；但是另一方面，從小在父執輩的耳語中聽到了二二八的故事，在中學生時代經歷了鄉土文學論戰、美麗島事件，隨著激動人心、追求民主的黨外運動成長，很自然對自己所生長的土地產生認同，想要多加了解。對我們而言，認識台灣就像自小被出養的孩子想去認識親生母親，越多阻隔越熱烈。進入清華研究所，覺得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建構當時還相當不受重視的臺灣歷史相關知識，因此加入了台研社，並且成為第一位以台灣史為研究主題的一般史組學生。

在盲目摸索中，把圖書館中能看到的日治時期的台灣資料翻過，決定以戰爭時期的台灣知識分子為研究對象，而選擇分析的雜誌是當時的文藝雜誌，就這樣和台灣文學史沾上了邊。當時清華文學所陳萬益老師已開始從事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工作，人文社會學院的學生當中，歷史所、文學所和社會人類學所都有人選擇以台灣文學為研究對象，多少都碰觸到了台灣意識和認同問題。我們這群被台灣魅惑的青年，對過去在大中國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下被視為禁忌的「台灣」充滿了好奇，解嚴後的自由化趨勢則提供我們有利的探索之路。

事實上我們並非在一片空白中展開追尋。在充滿禁制和白色恐怖威脅下，仍有一些前輩盡其所能累積有關台灣的知識、資料和看法。後來慢慢了解，老師他們那輩學者是在多麼困難的環境下有所堅持、甘於寂寞，在學院中默默開拓台灣研究的領域，為後學者築出大道，但當時的我並未意識到這些師長的所做的多麼重要。台灣近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豐富多元，和教科書上經戰後政治意識形態簡化對立的結構相去甚遠，老師們從跨越語言的那一代前輩獲取歷史知識、傳承文化意識，我們又從他們的整理、發掘中接上這脈絡。林瑞明老師在學生時代就和前輩作家交遊，所做的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整理、戰後初期文學史料的發掘，是這薪火相傳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同樣是被台灣魅惑的青年，我們的環境是自由的、充滿前進展望的，老師那一輩卻需要更加剛健不屈的堅持、與不良環境周旋的細緻的智慧，以及甘於寂寞的心理準備。越了解這些，越敬佩在1970年代就開始奮鬥的台灣研究開拓者。
 

「林門」印象

拿到碩士後，考了幾間學校的博士班，遇到某些口試老師一見是做台灣史，就表示不欣賞不贊同，或責問：「為何用西元紀元？」、「為何用戰後而不用光復後？」，或直接問：「你是不是支持台獨？」。結果當然是名落孫山。在這種氣氛中，對繼續求學一事變得很不起勁。此後數年一直在工作，雖然仍對台灣研究有使命感，但卻越來越遠離學院。

再度見到老師是1998年左右。當時我在台南已經住了3、4年，工作很忙碌、不大快樂。有次在路上遇見老師帶著小兒子散步，和老師打招呼後，很高興老師還記得我。老師神情有點憔悴，但笑容燦爛。他說1997年大病一場，撿回一條命，但無法像以前那樣用功了。他也告知成大歷史系設了博士班，要發展台灣史，可以去考考看。

2000年我終於鼓起勇氣去考成大歷史系博士班，僥倖考上，老師一口就答應讓我進入「林門」，和成大原本毫無淵源的我很快就有「家」的感覺。

2000年左右可能是老師指導研究生最多的時期，每次Meeting博碩士生有十多人。「林門」的氣氛是鬆散愉快的，老師鼓勵大家多方面閱讀、看電影，累積人生經驗，因此Meeting並不像想像中那樣是刀來劍往的批判訓練，反而比較像朋友間的閒聊分享，交換各種資訊和心得，互相提供可能會用到的材料。老師上課經常談到過去指導學生的論文是如何產生的，分析他們所用的材料和思考方向，並建議我們閱讀這些論文，所以這些不在場的學長彷彿也加入了討論，也成了我們熟悉的人物。可是老師並非想建立門派，從不堅持什麼特別的路線，「林門」只是我們私下好玩用的名詞。「林門」產出的論文多元得很，風格迥異，或許因為「林門」很多都是任性不拘、愛走自己的路的人，才會受到名士派老師的吸引。這些論文若有共同性，可能是文後都會附年表吧！老師認為年表可以幫助作者與讀者整理史實、看清脈絡，總是不忘提醒學生第一步要做年表。這是他自己從事研究時的基本工，我們的確由此受益不少。

老師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期所指導的碩士生，論文水準都很高，在開拓台灣文學史研究領域上，有重大的意義。幾本精采論文，在老師的推薦下由台南市立圖書館出版，列入「府城作家作品集」。

在上課、Meeting中，感受到老師對學生的疼愛，談起教過的學生就眉飛色舞大笑，很自豪的樣子。他說能遇到精采的學生，看他們朝著自己的路努力有成，真是人生一大樂事。學生在學界有好的發展，他開心；在其他方面受矚目，他更開心。他曾說過最希望學生當中出現作家，對幾位曾經得過府城文學獎卻不繼續創作的學生經常會「嘈嘈念」，希望他們不要放棄文學之路。看來文學還是老師的最愛。

聽說老師早年盯學生盯得很緊，甚至會到宿舍去押著學生寫論文。但在我進入林門之後，學生眾多，生過大病的老師體力變差，工作更忙碌，所以能用在指導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都變少了，但是他看論文還是用心又細緻，批評、給建議都很精準。

我在博士課程期間，正好經歷了成大台文所、台文系的設立，以及國立台灣文學館的誕生，老師在這些事情上花了很多心力。我想他一定因台灣文學研究突然受肯定而喜悅，長期的寂寞奮鬥似乎已有收穫，然而，老師在興奮快樂的同時，仍以史家的冷靜分析眼光來看待這樣的發展，一直提醒我們和他自己不要過度自我膨脹。事實上在台灣文學研究在近年受到官方支持並大有發展之際，也引來四面八方各式各樣的批評質疑，還有資源爭奪戰，向來與世無爭的老師不得不短暫出仕，盡其所能來擘劃遠景、承擔歷史責任，並吞下不少委屈痛苦，身心都遭劇烈衝擊，看得讓人心痛。

老師在2008年7月開始長期洗腎，熱愛旅行的他不得自由，他開玩笑說現在是「被迫愛台灣，與台灣共存亡」。病苦讓他有時心情憂鬱難當，有時又精神昂揚，文學靈光閃現。他身為詩人的那一面活躍起來，開始寫很多詩，並出版了新的詩集《青春山河》。其實2000-2004年在老師的課堂中，他也不時把自己發表的詩拿出來分享，問我們的看法，真是考倒沒有詩情詩才的我！

 

長途漫遊的示警者
 

我辭掉工作去讀博士班，進去才發現沒有足以維生的獎學金，不得不找兼課的機會、打零工。個性本來就很懶散的我，在博士班混了很久，無法確定自己的路向。眼看台灣文學系所成立，許多優秀人才投入此領域，感到競爭激烈，因此論文題目刻意避開了文學主題，繼續發展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的歷史。我想老師除了在文學史上有貢獻之外，在近代社會運動史、社會文化發展史上的貢獻也不應該被忽略。

一年一年過得很快，我的論文遲遲沒有動筆，每次去見老師都覺得慚愧，但是克服不了懶病。老師對我這樣長途漫遊的學生應該是感到很無奈吧。現在回想起來，他在溫和的言談中夾了不少示警的話語，這些警告意義重大。
 

2006年2月，我寫下這樣的日記：

成大榕園，陽光燦爛的下午五點。陪老師散步，忍不住拿起相機來拍，被老師虧：「你要當攝影家啊？走這麼慢，難怪都不會瘦。」

老師一圈又一圈地散步，又炫耀自己在寒假去舊好茶，走了四小時山路。看到老師精神好、身體好，真的好高興喔。這學期他休學假，但為了一串肉粽般的研究生，一開學還是被硬拖出來Meeting。

工作十年之後，會決定再讀書，是老師的鼓勵。在老師門下，這幾年當學生當得好舒服，雖然又窮又沒社會地位，卻享受到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很難得的自由自在。老師 的風格頗為名士派，對名利極端不熱衷，甚至還排斥之，因此同門也多是個性淡薄、無慾，不愛與人爭，也不會一天到晚在一起「博感情」，但在同門中認識了許多 精采人物，幾位年輕的學長姊(入門比我早故應是學長姊)都很優秀，令人欽佩。

跟老師相處習慣了，很會互虧，有時還會在別人面前嫌兩句。但是我深深知道，能夠遇到這樣的老師，能在這麼自由快樂的氛圍下求學，實在是無比的福氣。

我實在是晃蕩太久了，成了老而不死的學生。對這樣懶散、逃避的我，老師沒說什麼重話，只說：「不要浪費你的才智。」這句話就教我慚愧萬分。

開學了，繁忙與壓力沉重的日子又開始。走過陽光燦爛的草坪，心想：時間不會停留在這一刻，不管多留戀這種美好的日子，還是得趕緊往前走。

我還是又拖了幾年才畢業，整個就是貪圖路上風景、不斷心有旁鶩的長途漫遊。老師當面唸、也唸給別人聽，說我太愛管閒事了，一直無法專心致志。他苦口婆心舉自己的例子告訴我，他當年開始做賴和研究時，怎樣毅然絕然放棄寫詩，全心投入。「有捨才有得！」老師好幾次這樣說：「要懂得取捨。人生就是這樣，除非你是天才，才可能全拿。」到最後，老師在口試場上的嚴責讓我一出試場就落淚。從來沒有見過老師這樣黑著臉語氣急促罵人，說我驕傲、不認真。然而事後他又恢復慈藹，說：「過去就過去了，從現在起要好好認真。」他又提醒我：「不要淪為自我抄襲，沒有新的看法就不要急著發表。」

老師的話語一直刻在我的心版上，是長途漫遊中重要的警示。
 
不過，老師其實是不愛叨唸的人，也很少訓人。從他的話語中所得雖多，從他待人處世的真誠實在學到更多。能遇到心性相近、亦師亦友的老師，是非常幸運的事。

楊逵〈鵝媽媽出嫁〉與ECFA

楊逵〈鵝媽媽出嫁〉與ECFA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帝國主義以「共存共榮」為口號，將整個東亞納入自己囊中，強逼殖民地及佔領區的人民配合其政策。所謂「共存共榮」，其實是犧牲他國、日本獨榮。從另一個角度看，幾乎所有奉公守法、規矩生活的人都在戰爭中受害受損，只有少數人趁機利用特權踐踏別人、發財獲利。

看破「大東亞共榮」的謊言，一九四二年楊逵寫了小說〈鵝媽媽出嫁〉，故事有兩條線：一是充滿理想撰寫《共榮經濟的理念》的林文欽，抗拒出賣妹妹給提出「讓利」條件的王專務做細姨，終於在勞苦生活中夭亡；一是經營花木生意的「我」，原先為做成一筆大生意而高興，沒想到為公家採購的醫院院長要討回扣，未順其心意就刁難不給錢，最後還是犧牲了孩子們最愛的母鵝，換取不虧損的結果。

在馬政府不顧一切即將簽ECFA的時刻，讀這篇小說特別有感觸。馬政府不斷宣傳ECFA的好處，雖然用的字眼不同，但也是畫出了「共存共榮」的大餅，只是這次是以中國為中心。中國從未放棄併吞台灣的野心，ECFA的「讓利」就像故事中逼死林家父子的王專務，表面上為林家尋找出路、讓他們得以繼續保有財產，但卻是在覬覦他們家那無可取代的寶貝女兒。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造就一堆魚肉百姓的特權人士，外商台商在中國都得想辦法打通關節才能生存，兩岸權貴勾結「共存共榮」，正如小說中那位懂門道的種苗圃老闆，生意可以順利，但背後有很多人蒙受其害，他們就不管了。ECFA大門一開，有多少虛假的共存共榮得以名正言順？又有多少人即將在越來越困苦的生活中倒下？

楊逵在近七十年前寫下的小說，至今仍是那麼鮮活地對應現實。勇於揭穿謊言、控訴腐敗的作家，在今日一定也會指出中國繁榮外表下社會卻越來越不平等的、仗著國力強盛而壓迫鄰國及少數民族的不公不義。

〈鵝媽媽出嫁〉的最後，作者藉林文欽的遺作強調：「不求任何人的犧牲而互相幫助，大家繁榮，這才真正是共存共榮」。ECFA看似一筆好生意，但我們卻可能失去最心愛的女兒或母鵝，眼睜睜看更多特權橫行、財富與尊嚴都不保。

 

作者：林瑞明(成功大學歷史系及台灣文學系合聘教授)、王昭文(歷史學博士)

 

※發表於《自由時報》2010年6月4日自由廣場。

  刊出時題目被改成：「馬伯伯簽約 鵝媽媽出嫁」。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un/4/today-o2.htm

新化楊逵紀念館：林瑞明和楊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