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劇：父親母親

 同黨劇團的「父親母親」演罷，大家都衝向舞台想要拍這兩隻布袋戲偶的虎仔，我也遠遠拍了一張。

戲很好看。主演之一喊著希望加演，我也期待有更多人看到這齣戲。

看同黨的戲，這是第三齣。三齣都是白色恐怖背景。

這齣和「白色說書人」都用到了布袋戲，但手法不同。原以為又是布袋戲和人共演，結果並不是。主角之一是布袋戲操偶者，所以整齣劇前半都在交代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的布袋戲環境。

演員表現都很出色。

兩隻老虎在戲中擔任意義象徵。

劇本很優。轉折自然又令人驚奇，後半段喝彩不斷。

不能劇透好煩。

不知道能不能寫這齣到底演什麼？

多講兩句好了。「灰男孩」的百變林子恆已經夠令人激賞，這齣裡的林子恆散發的性感魅力實在令人吃驚，看得眼睛直直直，被圈粉。

每位演員都實在出色。看了介紹才知道六位演員分演36個角色，其中演阿文的吳世偉從頭到尾只演阿文，其他人則分擔各種角色， 吳世偉以有點搞笑的方式演出尋親的計程車司機，是主角也是串場人物。林子恆後半段的主要角色是呂蒼一，韋以丞則是布袋戲師傅「貓仔」，兩人的戲份撐起故事的核心。徐浩忠演阿文的兒子，非常可愛，感覺全場都很愛他。古辛最令人讚嘆，第一次出場我以為他是女生，可是接下來卻是演老男人，從身段到聲音都是精準的老男人，後來還有美國回來的台灣孩子、外省口音的審訊者等等，在聲音、口語、身段的表現上，都令人嘖嘖稱奇。邱安忱則是各種補位的角色，較不起眼，卻非常重要。

劇中布袋戲的操演主要由韋以丞來做，在操偶之外，他空手比出操偶動作，又美又靈動，也是本戲一大亮點。

邱安忱在訪問中說這齣講的是認同，自我認同、台灣人認同、性別認同等等。這些主題是有呈現，但有點口號感。他實在太急於要大家認識歷史了。真正好看的段落，還是在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對藝術的執著。會期待這些方面有更多的描繪：貓仔對布袋戲的熱忱、和同儕的感情、政治意識的產生，還有他與呂蒼一的關係發展。戲劇取材自歷史知識很好，如果能更「化」，感覺會更好。但我也沒有具體去想怎樣呈現。

要說取材歷史，原本這個案件是1950年代的左翼團體案子，戲裡改成1970年代的台獨案，大部分觀眾應該是能接受的，可能也符合編劇和觀眾們的政治意識。可是因為知道1960-70年代沒有這樣的案子，也沒有答應為人送信而遭死刑的案例，覺得有點不安。若把貓仔放進泰源監獄革命中，會不會失焦？但我覺得這樣還比較能凸顯他的忠義豪情。

戲的後半段令人想起《蜘蛛女之吻》，記得這個作品也有改編成精彩的舞台劇，還有好看的電影。這齣《父親母親》也值得一演再演，甚至再發展成電影。題材和故事都讚，真希望邱安忱將之寫成長篇小說。

（補：剛剛才知道白色說書人的編劇是詹傑而不是邱安忱。）

劇的廣告：https://youtu.be/fDWX3-PeqVc

電子節目單：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IY171RGRJekxmYbElFbsjpAld0oOp8X/view

和統有可能？

 聽趙春山教授上黃瑋翰的節目，談來談去就一個重點：2024總統大選之後，台灣面臨的促統壓力只會增不會減，如果是國民黨願意承認九二共識，中國可能會把統的時間延後，採取和統路線，但若民進黨當選，就只有武統一途。

所以，在趙教授眼中，現實上台灣只有被統一的選項，只是看怎麼統。

但是台灣的民意目前絕大多數認為兩岸的關係是一邊一國，比較美好的想像是兄弟之邦。當前要努力的是確保台灣主權獨立，成為正常國家。

幾日前想要和統的龍應台，在紐約時報寫了篇投書，論調和之前傅大為等人的反戰聲明類似，主張政府備戰之外仍應盡一切努力和中國和談。不出意料之外台派大罵這是投降言論，但是中國海外喉舌的環球時報也修理龍應台：「龍應台應該知道，讓台灣不再做美國的棋子才是正確選擇。」環時的批評看起來就是在說：台灣別夢想和中美等距交流（這是反戰派或談判派常說的話），不管怎樣我就是要打你。

和統派被中國打臉，又被台派罵，在目前的民意走向下，國民黨似乎也不敢真的提出和統的立場，相關的策略和主張不明。但是和統派在台灣也不是沒有市場。經濟上依賴中國的事業，都期待安定賺大錢，民進黨政府也極力想保持和中國對話及維持獲利的制度。

可是和中國維持對話管道，不是台灣這邊說了算。對方若不肯，就是沒辦法。每次看到陸委會譴責中國的聲明，都覺得無力又可憐。這些穿梭兩岸的人士，也沒能幫忙建立管道。

趙春山說，香港回歸也談判很多年，鄧小平建立的架構，雖不在他手裡完成，但架構出來就朝著這方向前進。他認為若是親中的政黨執政，台灣回歸中國也會是這樣的狀況。他不認為中國想武力攻打台灣，中國可以用的工具太多了，習近平也說過類似等待台灣人心歸順的話。

問題是，香港回歸的過程，沒有香港民意的參與。看似和平回歸，但承諾的50年不變很快就變了，失去自由的香港人陷入絕望，有辦法的人出逃，沒有辦法的人憂鬱痛苦。有此前車之鑑，和中國目前兇惡的嘴臉，怎可能期待台灣人願意歸順？

保持台灣主權獨立，全力阻擋中國併吞，是未來執政者唯一的選擇。在美國的亞太布局中，至少台灣還有其地位，強權對抗的事態中，台灣沒有選擇。中國政權的威逼下，只有這樣的選擇。

中國代理人目前在台灣拼命搞疑美論，恐怕把國民黨的生機都搞沒了。國民黨能夠反美嗎？別傻了。

台灣不可能實行中美等距交往，但目前仍得在兩大強權的壓力下尋求一點空間。不是等距，而是拉扯。也只有在被拉扯受傷之前，努力讓自己更強大。

題外，不吐不快：

看到郭台銘意圖參選，第一個感覺就是噁心。看他不放棄參選，就是噁心加劇。他是要人民蒙上眼睛只管吃喝享受的和統派，太看不起台灣人了。幾個媒體為他發聲，都沒什麼道理可言。他根本沒有治國的能力，也沒有認真耕耘學習，有錢人講話大聲，萬事都佔贏，真是噁心到極點。

《槍與玫瑰》新書發表會

 吳清桂的新書《槍與玫瑰》，寫的是黃晴美的故事。兩人分別為鄭自才的前妻和前前妻，卻在生活上成為好朋友，彼此關心。黃晴美2018年去世，吳清桂認為應該讓更多台灣人認識這位女英雄，陸續寫了幾篇文章，後來更有這本書的出版。

黃晴美的阿兄黃文雄(人稱Peter)在幾年前的424紀念活動中，接受採訪，就詳述了黃晴美在1970年這場行動中的角色。當天槍是由她攜帶的，開槍前不久才交給阿兄，只有他們兩人直接摸到槍。黃晴美躲過逮捕，擔負起艱困的救援任務。棄保逃亡的鄭自才跑到瑞典得到政治庇護，黃晴美帶著孩子到瑞典團聚，但不久鄭自才就被引渡美國坐牢，為阻止引渡，夫婦一個在監獄內一個在監獄牆外絕食抗議，黃晴美又追著飛機，跑到丹麥、倫敦，不斷製造國際社會關注。1974年坐牢完畢的鄭自才回到瑞典，兩人離婚。1976年鄭自才和在德國認識的台灣護士吳清桂結婚，在瑞典生活幾年後選擇到加拿大去。吳清桂主動要求認識黃晴美，在瑞典生活的幾年，兩人成為好友，生活上互相幫助。黃晴美離婚後帶著兩個孩子在瑞典安居，與藝術家Percy Anderson結為連理。1991年她和Percy第一次返台探親，後來也曾回台灣幾次。

王貞文在德國留學時，在台灣人的聚會中認識黃晴美，建立很好的友誼。貞文寫了三首台文詩獻給黃晴美。後來她兩度到台南探望貞文，2010年那次我陪同他們去七股、四草、安平，在台南市街散步。當時黃晴美已經有失智的現象，但Percy把她照顧得很好。記得我們早上散步經過東興公園，有群人放音樂在跳舞，他們立刻就跟著跳起來。黃晴美說她和Percy就是跳舞認識的。

幾年前，應李江卻台語基金會之邀演講，我以「情深義重的台灣女性」為題，解說貞文筆下的兩位很能代表台灣的女性：蔡瑞月和黃晴美。貞文的書寫掌握了女性的堅韌、自主、自在，不屈服於威權政治的壓迫，對台灣的深刻愛情和付出。而《槍與玫瑰》新書發表會竟然就在蔡瑞月舞蹈社！因為這樣的理由一看到消息出來就立刻報名。

本書也有收了一小段貞文對黃晴美的描寫。三首詩則收錄於前衛書版社的《人間．天涯．晴美》。

新書發表會參加者把蔡瑞月舞蹈社塞滿還溢出，有舞蹈、戲劇和紀錄片的展演。馮賢賢主持，並放映了一小段為這場活動特別剪的短片，介紹黃晴美這個人。片中張維嘉說424事件中黃晴美宛如足球的中鋒，補位、支持的作為非常重要。期待馮賢賢和李惠仁導演的《那一槍》早日完成。

新書發表會黃文雄出席了，但因為身體狀況欠佳，只能讀出他為這本書寫的序：〈期待本書能刺激對社會運動者黃晴美的研究〉。

其實這本書應該要有更多吳清桂的故事，但她並沒有講太多自己的事。在新自然主義出版社的洪美華社長建議下，她才補了一小篇自傳。我在1991年獨台會案期間認識吳清桂女士，她當時在台灣人權促進會工作，協助營救獨台會案諸人，深深感激。她在當年當選國大代表。

在歐洲的李麗花轉寄吳清桂當天的致詞稿給我，節錄如下：

423剌蔣案53週年及新書發表會致詞（吳清桂）

晴美，想要再次跟妳説説話 上次，和妳說話是五年前妳和我們永別時，那時，我傷心又不捨。

 這次，我們要在這裡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我們的新書發表會，這是我特地為妳書寫的故事，叫「槍與玫瑰」～四二四剌蔣案的民主鬥士：黃晴美 

在今天的53年週年紀念的前夕，妳終於首次站上了424剌蔣案該有的女主角的位置，這是妳早就該得的榮耀，這一切的鋪排是一點一滴累積而成，因為台灣百年女史而開始，是透過女人看女人的角度，才能成就今天妳的被看到，而希望這只是一個開始。 

當年妳勇敢持槍企圖打破威權統治 當年妳勇敢承擔事後一切的責任，包括餘生被放逐 妳的反抗精神是台灣人的楷模 是台灣人的女英雄 台灣已經透過和平政權的移轉，解除威權統治而成為民主自由的國家，雖然仍有很大改革空間，但對內我們不再需要「槍枝」，今天，我要用這本書代替「槍枝」送給妳，用玫瑰花代表和平來歌頌妳，希望妳今天在天上跟著我們一起歌唱這美好的一切。 最後，再次感謝大家

 

義光的義人

今天參加義光教會李騰軒執事（1942-2023）的告別式。

比較認識他時，他已有失智現象，身上掛著防走失的名牌，堅持自己搭車或走路參加聚會。禮拜天早上到義光教會，下午到行動公義教會。積極參與公投護台灣的行動。
他是義光教會最早的會友之一，也是核四公投和人民作主的志工。當他認不出親人朋友時，仍不斷問：「林義雄先生最近好不好？」最後一次參加的禮拜是今年「228暨林家媽孫受難43年追思禮拜」。
在小組聚會中體會他很正直、擇善固執。不多言，發言時很坦率，好惡分明，不在乎得不得罪人。

據說他堅持要讀白話字聖經，堅持推動白話字。即使已經失智在日照中心，仍努力教別人白話字。

他的愛妻早逝，獨子小學高年級開始這個家庭就只有父子二人，兩人的個性不是很合得來。

俊賢今天誠懇分享非常動人，他不諱言自己因為父親的固執嚴厲所受的苦，也感謝在照顧爸爸的過程中找到和解之路。其實照顧失智者是很崩潰的事，他即使再努力也有受不了的時候。他說有一次生氣後向爸爸道歉，主動抱了爸爸，感覺到爸爸很僵硬，但最終有回抱他。這段讓在場者都紅了眼眶。他為爸爸做的照片回顧短片，以Tizzy Bac的〈阿姆斯壯的一小步〉為背景音樂，很感人。
俊賢這樣寫他爸爸：

沒有留下財產，沒有留下負債，卻留下了豐盛。看著爸爸為民主自由的堅守，他真的很愛這片土地，即使生活處境再差，「理念」是不容打折的。在精神層面上也深深影 響著我。或許小時候有些痛苦的經驗，卻讓我在兒童／青少年領域的心理諮商獲得很多 肯定，似乎也特別有緣份，我也很願意為孩子發聲。 總覺得爸爸走在一個非主流的道路上，我猜其實很孤單，但好像也總是樂觀。......即是生活不好過，我看見我的父母仍然喜歡幫助別人，與人建立連結。

覺得俊賢能夠在艱難的父子關係中找到自我救贖之路，真是了不起。這個能夠讓兒子講出心聲的告別禮拜，真是美好。

最後摘錄一小段 Tizzy Bac的〈阿姆斯壯的一小步〉歌詞：

不管時間 究竟有多滄桑 

只要抬頭 一整片的星光 

在那兒你不孤單 都得到容納 

不管世界 究竟有多嘈雜 

只要抬頭 就會到達宇宙 

在那浩瀚之中 我是一閃爍

 I'll see you in my dream 

And I'll see you in my dream 

Oh I'll see you in my dream 

Yeah I'll see you in my dream

 

【轉載】當代知識分子富察

 當代知識分子富察　（作者：顏芳姿）

2014年，在張贊波《大路朝天》的新書發表會上，我們見到主持人—八旗文化出版社的總編輯富察。他介紹張贊波拍了一部同名的紀錄片，表現大陸將高速公路修到天上去，寺廟的佛像被迫拆遷，被砍傷、被拖欠工資的民工和無力抗爭的當地人換成別人的高速人生。拍攝過程中，導演張贊波跟這群人住在一塊，他發覺鏡頭不足以交代的豐富敘事，拿起筆來細膩地寫出這群人的日常。富察做了這本書的導讀之後，開放現場觀眾與作者張贊波交流。會後，我們敲定數日後在他工作地點附近的Starbucks見面，談他的兩岸婚姻和來台經驗。那天他一襲棉麻衣褲出現，很有文人味。冬陽從大片玻璃窗照射在身上、桌子和腳下，隨著時光的推移，這個訪談竟不知不覺進行了四個多小時。

富察，滿族人。對他來說，滿族並非狹隘的種族、血緣或基因，反而是始終跟著他周遊世界各地的文化符號。他以八旗作為出版社的名字，八旗是滿清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富察是家族姓氏，他的滿族名字是木通古(智慧之意)。老家在遼寧省鞍山市岫岩滿族自治縣，他使用的email帳號Xiu Yanke(岫岩客)也保留老家的地名，他的漢族名字李延賀反而少用。

　父母是下鄉的知青，故他由爺爺奶奶帶大，滿族的大家庭非常強調長幼尊卑，家中男性族長最有威望，爺爺過世後由伯父主掌家族事務。早年，他跟父母的關係疏離，大學畢業，過了青春叛逆期，他才重新體會父母的辛苦，修補親子關係。

富察初中即離家住校，早早逃脫繁文縟節的大家族，獨自在瀋陽就學，從此獨立面對人生。1990年代，外商公司到中國發展的年代，富察從瀋陽到上海讀書，取得文學博士，畢業後投入上海文藝出版集團的工作，來台前擔任該集團副社長。他喜歡工作，沒有工作就不知道怎樣活下去，有工作就一直做下去。一旦有工作，也不會見異思遷，不會為了要賺更多錢，就做什麼改變，工作是他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走過這段人生經歷，他已擺脫血緣氏族和地域觀念的影響，形成自由獨立的個性。不想要受到太多束縛的本性，讓他偏向都市化的婚姻觀念，他曾經認為婚姻是一種束縛，婚姻觀念薄弱，婚後也曾不想要孩子。1995年富察認識台籍的太太，開啟這位現代知識份子不同的人生。

回想當年他當博士生，指導老師吩咐他接待從台灣來訪學的碩士班學妹，從接機、住宿到採訪行程，都由他安排。接機時，他看這牌子上的名字好像瓊瑤小說的名字，他初次見到太太，清新、溫柔而甜美，與上海女孩的「尖刻」或東北女孩的「大氣豪爽」的性格，完全不一樣，台灣的文化養成發散出一種特別的味道十分吸引他，連朋友也都說她好像從瓊瑤小說裡走出來的女孩。那時大陸正流行看臺灣連續劇《星星知我心》，聽她說話，感覺就像是劇中人一樣。不只富察一人，其他大陸男生傾心於眼前這位台灣來的女生，對台灣心嚮往之，這種文化想像是由當時的電視劇和校園民歌等傳媒所形塑，而台灣女生則從人文史地書籍神遊中國，當時兩岸的資訊交流少得可憐，陸男台女或多或少將文化想像投射到彼此身上。只是1990年代兩岸政經發展的水準差距很大，這種差距讓富察對婚姻沒有太多浪漫的想像，即便他對太太有好感，也不會想到有可能在一起。

上海從1990年到2000年發展速度非常快，當時上海的台商大過民進黨黨員人數，上海是大陸最開放最早西化的城市、也是繼廣州、廈門，最初台灣人最早接觸的城市，這等機緣促成他們兩人的相識。富察和太太有了感情，兩人通過郵件往來互動，直到2001年才開始交往，才漸漸往前走。「假如我是在瀋陽遇到我太太，而不是在上海遇見她，可能不見得會有這個婚姻。我們兩人都不是那種為了感情會冒險的人，為了感情轟轟烈烈地不管身分、種族、階級的人，還是以理性至上的人，是上海成全了我們的婚姻。」當上海和臺北的生活水準逐漸一致，整個局勢改變，富察原以為和台籍太太不可能走在一起，這時，不可能的事都變成可能。雖說上海快速發展拉平陸男台女的心理位差，但從相識、交往到走入婚姻，他們足足花了十年的光陰。

非典型共產黨員

太太是客家人，屬於傳統想結婚的女孩，兩人拉鋸兩三年，最後慢慢走上婚姻。這樁兩岸婚姻，太太承擔非常多，富察說，他可以談戀愛不結婚，他太太想很多，想得很清楚了，要結婚，就往前推動。富察對台灣的規定不清楚，他太太要想辦法瞭解法律、政策、辦手續，設想富察來談要面臨哪些問題，她也面對父母很大的壓力，父女之間為此不講話。他倆是2005年結婚，婚後一直分居兩地，富察是公職人員，共產黨員，還沒結婚很難來到台灣，結婚後一年可以申請兩次，有假期就來台。太太是國中老師，寒暑假她過來上海，每年寒暑假在一起生活，平日就各忙各的。岳父最初很不能接受女婿是大陸人，相處一段時日，他看到富察與蘇貞昌、羅文嘉等人在一起，發現這個女婿其實是非典型共產黨員，得意地說共產黨現在做我女婿。至於他的父母，很開明，沒有什麼反對。

「我跟我爸媽講，他們說台灣啊，會不會太遠了？但是我到上海，已經離開十年了，他們的觀念上可以接受。大陸經歷過文革等政治運動，那種流離在偌大的國家空間流動變化，我們非常適應婚姻是個人選擇，與父母沒有關係，像我周邊有很多同事和朋友，兩個人相愛、結婚登記就好了。父母根本不知道，也不辦婚禮儀式，父母就接受這個事實。婚姻是很個人的事，但是台灣就得見父母，當然我也不是不見，這也是傳統的一環嘛，但是好像不見父母，你就不敢跟我走下去。後來我在台灣生活久了，才瞭解這是這裡的文化。」

富察原來沒設想到台灣來，因為他在上海工作穩定，工作職位高，而且十分忙碌。兩三年後，兩人想穩定下來，太太留職停薪，嘗試到上海生活一年。上海是一個國際都會型的城市，上海的空間、社會和文化想像不是她想要的；她喜歡過簡單穩定的生活，不喜歡上海的浮華，台灣的人情味比較濃，但上海很虛榮，而且很冷漠，她無法適應上海。太太放棄後，富察把工作辭掉，過來台灣。從瀋陽到上海，再到台灣，這個過程，就富察的性格來說，是順理成章。富察不斷地出走，對他來說是心靈在冒險，可以見識更寬闊的世界。相對來說，他的包容性和適應力比太太強很多，所以他願意來台灣。

富察2009年來到台灣，跟台灣的出版界互動之後，他加入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屬於內部創業，負責八旗文化，公司提供兩百萬資金，他自行負責人事、產品、行銷，公司投資也負責通路，收取十幾趴的管理服務費。他前半年的創業經驗失敗，幾乎要關門，那時壓力蠻大的。對於台灣人看什麼書還不清楚，做出版不是賺錢的行業，不會讓你餓死，但也不會特別好。前幾年，太太的收入高一點，現在出版社慢慢好一點。還好他對錢沒有熱情、沒有欲望，對知識感興趣遠勝於一切，還是讀書人的性格。在台灣當編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開發作者、認識媒體人，他從各個報紙媒體的撰稿人到總編輯，甚至電台節目主持人裡找合作機會。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作家王文華，馬上穿過馬路，差點闖紅燈，向他自我介紹。這一套在大陸是吃不開的，但台灣人很友善，讓他在很短時間內認識許多人。現在除了積極尋找華人作家外，他也購買國際版權，開設「中國觀察」書系，探討中國政治、社會議題，他也只有在離開大陸後，才能更看清楚事情的本質。目前台灣對於大陸的看法比較兩極化、標籤化，他希望盡微薄力量，告訴讀者中國究竟是什麼。他也一直換位到台灣立場去思考，掌握台灣思潮，總之就是要有更多的本土關懷，他也致力於開發出更多的本土作者，和台大台文所、誠品書店合作「創意報導寫作」，和台師大全球華文寫作中心合作「非虛構文學寫作」，希望本土作者的寫作更具現實感、議題性，兼顧文學性。

雖然那半年創業很有壓力，但富察說，出版這個行業要跟人接觸，他也蠻樂意跟人接觸，工作很忙，他很快跟台灣的媒體界、知識界通氣。他那時看中國時報，認識很多作家，甚至加入腳踏車隊，裡面有羅文嘉，藍的綠的都有，每週五騎腳踏車。他覺得文化人蠻願意「紮堆」(聚集在一起)做活動，只是他不太願意應酬。他很喜歡旅遊，用旅遊的方式認識台灣，前一年到哪裡都有新鮮感，除了大甲媽祖，還去體驗鹽水蜂炮，台灣北中南綠島，到處亂走。大陸的宗教訓練對他有很大的影響，到現在富察都是無神論，不過，他知道宗教對台灣社會有穩定的力量。他第一次去跟媽祖遶境，很新鮮、很興奮，也有小小的震撼，有那麼一剎那愛上神明，但是他很快抽離，用知識份子的角度看這個宗教文化，馬上思考到顏清標這個家族如何利用宗教玩弄政治，那種宗教體驗的美好很快就消散了。

超越結構

親自在台創業給他帶來一個很好的體驗，之前在上海文藝出版集團，再怎麼做都是國家、都是黨的；在台灣做出版業，他深刻體會市場的存在，自由市場的環境下他需要跟很多人對話，他也蠻享受這個過程，這是一個融入台灣社會很好的方式。出版的行業是非常在地，他作為總編輯，需要跟當地的讀者當面的對話，突出出版的特色。做這個行業是以他的興趣，或他所要創造的價值為取向為主，收入依附於興趣和價值，台灣的市場不大，他覺得夠活就OK了。跟上海朋友見面的時候，他不會因對方賺的錢多，不能追上那個水準而自卑。事實上，他跟上海出版界原來的連結逐漸在淡化，一旦見面對話時，富察發現他創造的價值對上海或瀋陽的朋友來說更新、更有意義。朋友們蠻羨慕他可以擁有自由的心靈與姿態，不像他們陷在政商關係和人際關係的結構當中，想掙脫又出不來。富察建構一種超越金錢的價值，他不做兩岸的出版，專注台灣在地的出版，他也不以大陸的市場大、台灣市場小來衡量所謂的市場，而是推出非常在地的屬性、性格、需求、特質的產品。他認為，台灣兩千多萬人口可以養一個非常好的出版產業了，就算壓力很大，但是上海兩千多萬人口，能有台灣這樣的出版業嗎？能有這樣的出版品質嗎？沒有。他的價值是在地思考，台灣有它的侷限和它的問題，但也有它的優勢，比的是出版的品質，不是誰賺的錢比較多。

問起他怎麼看待這五、六年的台灣經驗，富察首先梳理他的上海經驗，他認為遠離熟悉的地域和文化帶給他不同的參考體系，帶動他積極思考。清朝大量的滿人移民到北京，奠定了今天的北京人；同時，滿族文化思維對北京的影響很大，很多習俗、普通話、審美愛好，包括京劇，都是滿人到北京之後才建立的。1949年中共建國也是以東北起家，日本把東北殖民地經營得很好，共產黨跟蘇聯接收後控制東北，以這個為基礎繼續發展，之後攻進北京，新中國建國後大量的瀋陽的人陸續到北京做官，到今天為止在北京高層機構裡很多都是瀋陽的人，他們思想承接的關係來自於此。因為這般緣故，基本上從瀋陽進北京去工作生活，不用特別做思維調整，兩者一模一樣。但是從瀋陽到上海和廣州就不一樣，富察說，「在上海那十年帶給我最大的挑戰就是建立文化參照體系，台灣是另外一個文化空間。」

　　台灣提供一個很兩岸的狀態，這種狀態讓他在思考社會和政治時，形成另外一個新的判斷標準。台灣作為在政治上、在文化上、甚至在經濟上，都跟大陸不完全一樣的參照系，與大陸又有些聯繫、連結，他可以獲得一種很好的思考。例如兩岸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政治讓我們陷在兩岸的比較當中，就會失衡。事實上，台灣在整個華人文化體系中，有其特殊的位置和文化上、產業上的角色。1980年代，大陸接受台灣文化的洗禮，原來台灣的存在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具有很大的意義，現在這個意義似乎在降低；反過來，大陸的文化正在衝擊台灣，很多台灣人還不是很適應。台灣未來在「求異存同」當中，把自己「異」的色彩再放大變成一種價值、一種特質，相對大陸的某一方面依然有它的特點跟「異」就好。就像上海在中國扮演的角色，它就是扮演那種不同的東西，讓人家覺得說，它就是上海。統一也好，獨立也好，台灣都要扮演這樣獨特的力量。例如，台灣的民間社會力量一直處於蓬勃且自由發展的狀態，那就產生出很多不一樣的想像空間，這個價值他覺得值得大陸學習思考。

過去，台灣比較大的思考架構來自於國民黨帶來的大中國思想，台灣因此變大了，但是這個框架也帶來很多問題。現在民主社會發展中，去中國而強調台灣主體性，然後又再度回到島嶼的狀態，思考又封閉了。然後內部再分成兩派再去打，就變成外部的封閉跟內部的對立，這樣的結構下真的是會有很大的問題。富察編輯出版的書從邊緣提出一個觀點：

「台灣可以有更多的連結，連結東南亞和東北亞，不要只侷限於兩岸，或者是台獨，因為你在兩岸和台獨當中，台灣都不安全。比如說我們兩個之間，要不就好，要不就和，那如果我們有五、六個人，情形更複雜，把這個關係帶進來，就會制衡，所以我覺得台灣應該這樣克服問題。」

富察未踏入婚姻前，已經在上海取得博士學位，並全心全力衝刺事業，十年之後，他奮鬥出斐然的成績，達成一定程度的成就，成功地實現男性角色，並自我肯定。倒是他作為現代知識份子，獨立尋求高度理性自覺，已經超越家族、地域和種族的限制。不婚不育的現代婚姻觀念在遇見台籍太太之後有了轉變，他是有彈性的人，願意照顧別人的感受，慢慢可以接受其他男性角色。他的先生角色和父親角色分別在三十幾歲和四十歲才實現，進入婚姻和生育的階段比一般人慢了許多。

　1990年到2000年這十年間，上海追上臺北的發展，夫妻兩人才逐步邁向婚姻。長達十幾年的等待，他們經歷女方父母曾經反對兩人的婚姻，婚後太太在上海適應困難，兩個人持續消化跨境移動帶來的衝擊，願意共同承擔。富察辭掉工作來台，作為文化人，他可以跟台灣社會很快交流起來，他願意開放性的體驗新的社會，並以此為新的參考系，繼續開拓他的觀照，帶動台灣讀者理解中國，重新找尋台灣的定位。從瀋陽到上海的過渡，再到台灣，在在都顯示他不只是在不同的地域上流動而已，他不斷轉換位置，做思維上的調整，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僅將台灣經驗視為參考系，進一步超越疆界的限制，帶給台灣讀者更高的視野，認識中國和當今台灣的社會現實。從他來台前後的經驗看來，他擁有當代知識分子的氣度和文化視野，創造出超越地域限制的新價值，八旗出版品亦為世人所共享。

【轉載】八旗文化總編的故事

 轉貼自  https://jysnow.pixnet.net/blog/post/42508991

• un 19 Fri 2015

• 【讀書好】滿洲勇士─富察延賀專訪

「讀書好」專訪八旗文化總編富察延賀

富察是滿洲八旗大姓，富察延賀是台灣八旗出版社負責人，近年崛起引起注目的出版人。

他專門引介西方中國研究，挑戰兩極化的中國觀察，又引入美國「新清史」研究成果，挑戰大中華國族史觀，引用日本學者對中亞遊牧民族研究成果，以蒙古史挑戰民族史觀。對他而言，蒙元及大清帝國史的書寫，正是大中華國族史觀的「軟肋」，解構國族史的落刀處。

富：富察延賀

讀：你是滿人，從哪時開始有滿族意識？小時候應該很少從正式的教育內容接觸到滿洲文化吧！

富：正式的教育中沒有，而且一旦談到清朝，都是腐敗的清朝、落後的清朝、亡國的慈禧太后等等，或是因為清廷簽訂了那些不平等條約，然後中國近代史就這樣開始了。基本上，我對自己祖先開創的王朝，由小學到高中都是這樣認知的。

滿族污名

讀：其實我們也一樣，小學歷史課會唸孫中山的革命，然後就從慈禧開始去講述清朝怎樣腐敗不堪，而中國落後也是因為滿清，因為慈禧太后為了建頤和園而挪用了海軍的軍費，於是中國所有的失敗也因為滿清的失敗。你會否對自己的民族身份有一種痛恨，覺得滿族不是一個光彩的民族身份？

富：我沒有痛恨。因為家中的爺爺奶奶在整個傳承當中，那些滿洲化的習慣依然很重，所以我從小就在一個滿洲文化的環境中長大，甚至長大後都不會意識到那其實是滿洲文化，直到我離開瀋陽，到上海以後才突然意識到原來我曾經經歷的一切都是滿人的東西。就如我從來沒有想過東北方言的問題，只是一直覺得它很粗獷、很土，到上海後這感覺更強烈，後來我開始思考時才發現，原來東北方言中有很多滿語的發音遺留在今天的漢語句式中，甚至那句式其實也跟漢語不同，是用滿語的倒裝句來呈現，將動詞放後面，跟日文一樣。

當我思考語言問題才真正開始思考家鄉的一切，就開始想：為甚麼不會有人把它看成是滿文的遺留，而是把它看成東北的怪方言、南京的方言，一種很土的東西，甚至是地方的分支、中華文化的分支。我覺得這樣的理解過於簡單，所以才會開始從語言的角度思考，再慢慢轉成歷史的角度去看，發現事情原來沒那麼簡單。

讀：滿洲文化曾是中國的皇家文化，對整個中國的精英階層有很大影響，但其實這事距今不過短短一百年，但百年後的今天，它卻突然之間沒有了，好像不曾存在過，然而你到故宮去看，其實不少牌匾上也寫着滿文。

富：事實上很多牌匾都被取消了，就如故宮、天壇、孔廟，上面的牌匾本來都是寫有漢滿兩文的。漢文的書寫習慣是由右至左，而滿文則是左至右，所以兩者合起來時正好滿足漢跟滿的文化需求，也因為這緣故，清朝的奏章都是右邊寫漢文，左邊寫滿文，寫到中間結束，大家也因此而認為這兩種文化能相安無事，因為漢人是不能接受自己的文字寫在左邊。但我發現今天有不少滿清時的皇家遺跡，牌匾上面的滿文都已經沒有了，而且根據歷史記載，都是在民國時候大修時將滿文去掉的，然後1949年後就更不用說，但這行為其實是由民國開始的。

讀：是否因民國始於排滿革命？

富：對，排滿革命、辛亥革命，本身就是對滿文化的一種徹底的清除和徹底改寫，但其實至今仍有不少遺留的是清文化，包括今天的普通話其實也是清語的一部分、馬褂、旗袍等不同的衣服，還有很多很多，但我們的習慣是只說大清，講清不講滿，把明清一體化，強調明清之間的連續性而不講它們的斷裂性，不同之處，求同而忽略異，像兩岸關係一樣。

讀：你認為滿洲人為甚麼這麼快就放棄他們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富：好問題！我覺得最開始時是因為政治壓迫。1912年辛亥革命時有大量的滿洲人被殺害，當時在武漢、廣州都住有旗人，他們居住的滿城是分散在各地的，但都出現大量滿人被屠殺的情況，然後從1912年清帝退位後到軍閥混戰期間，對整個清朝皇室的處理，包括掘慈禧墳墓、對退位皇帝的不尊重，都令滿洲人不敢表露自己身份，曾經有個數據是這樣的，1912年北京城中的滿人數目有五十萬，但到1919年時卻只剩下兩萬，數字上我不太確定，但就是銳減狀態。

讀：可能不是死掉，而是不承認自己是滿洲人，改了個漢族名字。

富：兩種也有，一種被清洗掉了，一種不敢承認。這跟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很相似，大家在政治恐懼下都不敢講話或表明身份；那時候很多人都不敢講，因為一講就是漢奸，所以我覺得政治恐懼是起因，而後來則是整個滿洲的精英階層被政治分化，地位相對弱化之後，再透過多年的教育令大家的認同感都沒有了。

讀：跟滿洲國的歷史有關嗎？因為漢人就是認為滿洲人跟日本人勾結，將溥儀、滿洲國等都看成是壞蛋。

富：或者是所謂的漢奸賣國，而在傳統漢文化那套華夷之別的情況下，賣國這罪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覺得當時的滿人才會一方面壓抑自己的身份，不敢講自己的政治訴求與種族認同，另一方面則是教育的結果，舉例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錢幣中是沒有滿文的，只有蒙、維、漢和藏四種文字，理由是他們覺得滿人已經同化，中華史觀的歷史理解就是將滿人當成被漢人完全同化的一個民族，但這事實上是不存在的，亦沒有完全被同化，因為如果已經同化，那為甚麼會有1912年的排滿呢？這就說明根本沒有被同化，只是政治上的恐怖鬥爭，另外就是在錢幣上、在教育等各方面等去令到滿人這群體消失。事實上，1949年的政治恐怖也很厲害，一直到七十年代才稍為淡化，所以在這長達幾十年、兩代人的時間裏，是沒有人談滿族的身份認同的，這跟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不一樣。

我覺得，滿人的這個情況與滿人族群的人口少、分散在各地、漢化再加上長達六十多年的壓迫等因素。一直到了1985年出現滿族自治縣時，才真正在民族政策上將滿族當成一個少數民族，但其實滿族人口是排行第三的，僅次於漢和藏，那為甚麼滿族的生活區域、信仰和其他的一切都沒有呢？所以我覺得是政治與教育的因素令滿族人的認同感喪失，大家都不再覺得自己是滿人。

讀：那你對民族身份的覺醒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當然你在小時候會感受到語言、風俗習慣的不同，但最後將之作為個人的工作興趣，或者自覺有責任去還原這歷史，又是甚麼時候呢？

富：快三十歲，離開東北以後才開始的。因為到上海後才發現自己跟上海人完全不一樣，同時他們也覺得你不一樣。我覺得自己是在上海被刺激到，到台北以後，那刺激更大。

讀：你當時由上海到台北不是因為工作緣故，而是因為家族原因。

富：是的。

當滿人遇上八旗

讀：是到台北後才有做出版的想法？

富：對！這當中其實有一個有趣的故事，讀書共和國的老闆是一個很有本地文化關懷，對讀書充滿熱情和理想的人，六年前我跟他互不認識，只是透過一個出版同業介紹而約了第一次見面，見面閒聊之後他說要邀請我到其集團辦一家出版社，我當下嚇了一跳，問他為甚麼有這想法，他說他會出錢，我過來做就可以了，我那時回應說要考慮一下，兩個禮拜過後依然覺得這事很奇怪，結果他再來電追問我考慮得怎樣，我說還在想，他就問我不是因為家族的原因而來台灣工作嗎？那為甚麼還要想，反正最後就算賠錢，也是他的錢，所以叫我試試看，他甚至連名字也替我想好了，因為我是滿人，那就叫八旗文化。

讀：八旗文化這名字不是你想出來的。

富：是他想的，因為他非常尊重本土文化和情懷，認為文化認同很重要；也因為我之前跟他談了很多個人背景、認同問題，令他有這個想法。我覺得八旗文化這名字對我很有吸引力，所以就過來了。

讀：那六年之前呢？你的工作是甚麼？

富：之前是在上海，國營單位的雜誌跟報紙，算是媒體工作，但其實是偏向項目管理的，包括全國市場發行商的管理、雜誌的定位和團隊的安排等，沒有編過書。

讀：你的工作模式一直都是依照中國大陸那套，到台灣後一定會經歷衝突和轉型，那調整的過程是怎樣呢？

富：一開始是文字的問題，繁簡字、橫排直排等，因為中國慣用的是橫排，所以開始轉直排時我是要拿着尺去比劃的，速度比別人慢很多。

讀：但觀念、用字的不同呢？

富：其實早在上海時，我已經對共產黨的那套用字產生懷疑，而且從東北到上海是對我語言表達的一個改造過程，因為兩地不論發音、詞彙都有一定差別，所以那時我是有意識地把自己的詞彙換成上海詞彙，到台灣後我發現這經驗對我很有幫助，令我很快就接受台灣的語言模式，沒很大障礙；反而大一統觀念的突破才是障礙。因為一直都覺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故此前兩年面對台獨時是有一點緊張，後來則覺得這是台灣的寶貴之處，就在於它的多元性、對多樣文化的取態和討論，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轉型和幫助。現在我跟支持台獨的同事工作時也很愉快，但我自己的認同呢，不可能是純然的台獨，也不可能是純然的大中國，我肯定已經放棄大一統的想像，但也很難變成台獨的想像，所以我覺得我是在扮演一個很奇怪外來者的角色。

出版的定位

讀：說回出版社，你最初決定要辦八旗文化時，替它設計的定位是怎樣？

富：一開始是沒有定位的，其實開始時的前半年都不是很清楚，當中牽涉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我沒有圖書編輯經驗，再來就是大陸的工作經驗和背景和這邊不一樣，大陸的出版依然是一個壟斷的行業，所以我特別認同出版的在地化，出版物是要為在地讀者服務的，我在台灣出版書但想著要給大陸讀者看，這邏輯是不對的；如果台灣讀者會看，大陸讀者也會看，這則是延伸出來的邏輯，但開始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事，也沒有讀者的來源，甚至對出版的通路也不了解，所以是面對一個全新的出版環境。

經歷四五個月的摸索和挫敗，甚至將老闆給我的錢也花掉了三分之二，但也沒有馬上見到成效，所以那時我是蠻灰心喪氣的，到第六個月時就開始出現轉變，有一本賣得不錯的書，而我也漸漸摸索到市場的要求。

讀：是哪一本書？

富：胡晴舫的《旅人》，第一是因為我崇拜她這本書，而且她本來就是台灣作家，有知名度，所以這書出來的反應還不錯，我後來也慢慢總結思考，找到台灣的市場需求以及跟美術設計組溝通的方法，然後找到台灣的通路，慢慢下來，愈做愈有味道和感覺。

讀：你不是一開始就想要做一些歷史、中國觀察或者滿清歷史的出版？

富：對，沒有這樣的想法，跟很多編輯一樣，不知道自己想要做甚麼。其實我一開始也沒想過要做歷史，也不敢說自己做歷史、清朝滿洲史會成功，我一開始做的是中國觀察，因為我留意到台灣媒體中所呈現的中國是蠻兩極化的，一種是歐威爾噩夢式的《一九八四》，一種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充滿了機會、可能、金錢和夢想；兩種都太簡化，所以希望用一些書來作平衡。雖然從短時間來看，書的力量沒法跟媒體抗衡，但長時間來說，它對文化人、讀書人的認知和理解還是有幫助的。

讀：你是希望能夠多一些理性的觀察，而不是形式化、先入為主的作家所寫的東西。

富：我是有意識地去做，找作家，而除了大陸、台灣的作家外，還會找國外的版權。目前為止，我合作得最好的大陸作家就是許知遠，因為他有外部視角，作品比較能跳出自身內部的局限去看問題。我不是說寫批判中國的內容就是有外部視角，而是寫作方法、結構、氣質等都有一種外部性，而我覺得許知遠就是這種作家。

讀：你是在中國時已經認識他？

富：不認識，只是知道他這個人。我是看見他的作品後覺得可以出版，於是用電郵跟他聯絡，說明我們想替他在台灣出版一本書，就是當時大陸版本的《醒來：110的中國變革》，是由辛亥革命寫到鄧小平時代的一本文章匯編，香港亦曾出版過，我覺得這書裏面有很多可用的資料，可以用一個偏歷史的視角去改編，於是就替這本書「瘦身」，由原本的三四十萬字書稿壓縮成十二萬字，書本定為《未成熟的國家：變革中的百年中國》，是討論甲午戰爭後到鄧小平時代之間的變遷。這本書其實也不是做得很好，還談不上成熟，但卻能看到自己的編輯能力，往後就慢慢跟許知遠合作，出版了《抗爭者》和其他作品。

後來比較成功的書都是從國外引進的，當時我就鎖定了很多外國媒體的駐北京或駐香港記者，因為他們一定會寫關於中國的觀察，而且文本比較好看，不是硬生生的分析。我當初也想過找一些智庫的作者來寫，就是替政府去做的那些分析文本，但又覺得這些文本對政治人物來說確實很有需要，可是這東西並不長久，從市場角度而言會有很大壓力，除非是一些很轟動的話題如「中國崩潰論」，不過我又覺得自己不太喜歡，就算知道一些文本是可以賣錢的，但因為跟自己的認同和理解不太一樣，所以就打消了，因此都是從記者的角度去切入，先從《紐約客》的開始，再慢慢找到不同的作者。

新「中國觀察」

讀：這是成立出版社後再摸索出的路向，而不是一開始就有。

富：對，慢慢摸索的，我覺得自己也沒有那麼厲害，一開始可以設定這些東西，而其實，這些都是要慢慢總結的，畢竟我是在一個完全不熟悉的市場工作，而且我在做的時候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成功，因為台灣出版市場裏，中國主題的出版是很少的，大家都認為沒有人會看，台灣就是這樣，在政治上會討論中國，但是書的出版卻非常少，當時，時報、天下等出版社都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出版一些中國觀察作品，卻不敢說自己在做一條「中國觀察」的出版線，我認為這方向是可行的，因為中國這麼大，台灣面臨的中國問題也這麼多，當時是基於這個判斷，結果兩三年後，這市場就慢慢被創造出來，很多讀者原來都想看這類書。

讀：這跟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改變有關嗎？

富：有。我覺得第一是馬英九執政後，兩岸的交流比陳水扁時期要多，因為需要了解對方，但多是商業內容上的了解，政治上的認知還是有距離的，這是一個大背景的出現。另一個戲劇性的發展就是薄熙來事件那年，中國內容的書特別好賣，而且只要跟中國沾上邊的書都會多賣一點點，因為這事件涉及了很多台灣讀者對中國的理解與想像，後來到太陽花學運時，就更需要對中國政治的解釋。所以從這三個點是可以看出整個台灣市場對中國觀察書需求的變化軌跡。

讀：你剛剛提到中國觀察的兩種類型，一是歐威爾式的「中國崩潰論」，另一種是《美麗新世界》，一個唱好一個唱壞，但對你而言，你是站在一個怎樣的位置去觀察中國？或者在選書時，有沒有一種你自己的理念在裏面？

富：我的理念就是不走極端，因為我個人覺得中國太複雜，中國歷史的變更遠比我們想像、預設的都要有韌性，奇怪和不可理解，就如共產黨，這麼多年來一直在變型、調整，度過了一個個難關，但它下一步會怎樣？其實你是不知道的，不過你也不能單純地把共產黨描繪成一個大壞蛋，因為它畢竟有幫助到中國的經濟增長；我覺得它很像過去的皇帝政權，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裏，皇帝跟民間的關係是受到官僚體制的儒家化制約，是要負責任、照顧你的，當然這政權落後，但它卻不是邪惡的；它內部有很多紛爭，有很多問題，也有很驕傲、強國至上的一面，但經濟增長、提高百姓生活條件也是它作為執政政權的工作之一，所以我不想把中國簡單化。因此太極端都是不對，一面倒唱好的當然不可能，但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去看，也不是一面倒唱衰，我希望從不同角度去描寫中國，譬如當下中國的，有《紐約客》的歐逸文，有何偉寫中國鄉村的底層變化，最近我亦出版了一本書，是一個旅遊記者從新疆走到西藏，從西藏走到雲南，雲南走到東北，由這一圈中他看到周邊社會裏，少數民族跟北京政權的關係是怎樣。我希望呈現一個全面的東西，而不是將它簡化成標籤性的語言。

讀：我記得你們去年出版過一本《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這書令我的感受很深，因為由慈禧開始，到魏源、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蔣中正甚至劉曉波，其實只是追求富強，是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式的求富求強，不論是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抑或蔣中正的三民主義，其實都只是手段；用一套功利主義的意識形態去管理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然後用一種problem solving的態度去看它，那會否令我們看不清它的發展方向？當然我不一定是歐威爾或是《美麗新世界》其中一種，但是如果是事件先行的話，會否出現了見樹不見林的狀態，根本看不清國家要往哪個方向走？

富：會出現這狀況，我覺得這書有它的局限，我並不覺得夏偉（Orville Schell）的書有多好，但他的確提供了另外一種的解釋角度。

讀：他提出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就是這種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究竟要帶中國人到哪裏？

富：他覺得中國近代史的執着性就是追求富強，但這富強是國家的，不是人民的，而下一步會否出現人民的富與強，這個仍是未知之數。然後就是當你富強以後會對世界文明有甚麼貢獻，這兩個問題是在後面提出來的。說實話，我覺得夏偉的貢獻在於他用了一種很好的書寫結構，然後將中國長達百年，追求富強之路的某種本質呈現出來。

讀：但富強是手段，還是它對中國大陸來說也是一種目標呢？

富：我覺得是目標，目前它還未想到富強之後的事。如果不講手段的話，目標應是人民的幸福，整個國家的長遠發展，包括環境問題、經濟問題、人民的健康等綜合起來，這樣才是最重要的問題，但我覺得現在的情況不是。

責任

讀：所以你不相信作為一個出版人、知識分子是有責任通過出版物去推動它往某個方向走？就只是接受它是一個功利主義、現實主義的取態。

富：我個人的價值立場是偏社會主義的，覺得自己還是要站在一個更進步的立場，以人類的需求和價值為主，但我會很警醒的告誡自己不要把這東西變成一種絕對主義，變成唯一的目標，因為我覺得這樣也不行，因為社會、政治和人之間的關係很複雜。就像我現在在推一些滿洲史的書時，也會一直告訴自己，不要因為自己是滿人就變成大滿洲主義者，因為現在關於滿蒙漢清朝的爭議非常多，目前大陸官方非常反對用滿人的一套來解釋清史，這在之前只是學界的爭論，但現在已經變成官方的態度，所以我自己在思考時，也覺得自己不要變成一個大滿洲主義者，但我又會問，變成大滿洲主義者是甚麼意思呢？就是要排漢護滿，然後建立一個第二滿洲國；我並不是要這樣，所以我覺得我是基於一個人本立場、恢復歷史大部分真相的立場去做書，然後只要堅持，慢慢累積，累積多了，是會形成一種力量。

讀：但會覺得單憑自己的力量，其實改變不了這龐大的機器嗎？

富：我個人是樂觀主義者。當整個大環境都不好時，你的選擇就是做抑或不做，要抱怨還是怎樣，那我會選擇做，而且我相信只要每個人都去做的話，慢慢是會有改變的；就算它真的沒有改變，而是整個體制運行到一定程度然後自行崩潰的話，我所做的一切還是有建設性的，因為如果不這樣想的話，人就會變成虛無主義者或者乾脆想退隱山林，過自己的小日子。

我目前在做有兩個方向，一是中國現代社會的觀察，我會努力去做、去推，另外就是關於清史、中國古代史，我想慢慢去改變它，因為我覺得二十四史就是一個神主牌的概念，我們用一種虛假的、靜止不動的儒家體制把中國歷史串起來，事實上，這樣呈現出來的中國史至少有一半是假的，那我就出版關於蒙古的書，關於清朝的書，關於從北魏到隋唐的書，要出版這樣的書，讓大家都知道這譜系、神主牌其實是斷裂，不是延續大一統的。

讀：解構國族神話這工作是很漫長的，但跟文化層面相比，政權、政治可能有更大的力量，你看台灣的情況就是了，台灣本土文化的出現跟台灣民主改革有很大關係蔣中正、蔣經國、國民黨這黨國結構不只是一個神話，也是一個政經結構，扣在台灣上面。沒有這個，那些本土文化、多元文化也可能會發展出來，但是會作為一種他者的存在，來映照其正統的地位。所以我才說，最後可能也是很政治的事。

富：我覺得我是不設定，只是去走我的路，在走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問題，但當這些觀念被傳播以後，可能某些學者、文化界人士、政治人物覺得有道理，然後去倡議這事情，慢慢，慢慢的起了改變，可能變了政策，變了課程大綱。

讀：但在政治不變革的情況下，這改變有可能出現嗎？舉例，香港學的歷史也是大一統的歷史，是漢族中心主義、儒家中心主義的一套歷史，認為少數民族政權對中國文化是沒有貢獻的，而有貢獻的都是因為他們漢化了，像北魏遷都洛陽、唐朝的鮮卑族李家已經漢化得很厲害，事實上我們也不會理解唐朝在中亞地區的存在，就如我們以為元順帝離開北京以後元朝就崩潰了，但卻不會知道它在中亞地區還有一大片的國土，還有印度莫臥兒帝國其實也是蒙古帝國的後代等等。我敢這樣說，我剛說的這些對一個香港的孩子而言是聞所未聞的，他們聽的就是那套斷代史，也就是朝代不會同時並存的，但其實遼金元是一個有傳承的少數民族帝國，但對我們來說卻是一個朝代接一個朝代，而且一定有一個正統，所以它根本不會容許你剛所說的這一套。事實上，有唸過歷史的都會知道，中國分裂的時間比統一長，如果我們認真去研究新疆跟西藏的歷史，就知道不會有「自古以來都是中國領土」這說法，所以這事是很政治的。

富：那請問一下，難道我們的工作就是上街頭或透過立法去改變政治嗎？我覺得不是，我覺得是每個人使命與意見的呈現。

讀：但從文化使命的角度，可能要等很久很久才能看見改變。

富：沒錯，但我覺得出版這些知識，就是讓讀者知道它、看到它，慢慢改變到某一兩個人，說不定將來其中一人會當總統嘛！我覺得我跟政治是蠻遙遠的，對它不感興趣，從沒想過要當官也不打算靠它來賺錢；但我覺得要平衡自己的興趣跟觀察，是以這種心態去做的，所以也沒有想過用政治去馬上解決現在這問題。

我是跟隨自己的想法跟偏執去做出版，而不要一心想着要透過出版去改變甚麼，因為如果想太多的話，我就會喪失我去做書的根本，我要做的，就是老老實實的當一名編輯，這就是我現在最核心的思考。

八旗文化的書

 今天在臉書上看到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延賀在上海可能被捕的消息。出版社說三月他返回中國後就失去音訊，和在台灣的妻子也沒聯絡。

消息是在台灣的流亡詩人貝嶺放出的，他說他的消息來源來自上海文化界。

很驚訝中央社竟然就這樣出了一條新聞。如下：

（中央社記者張淑伶台北20日電）作家貝嶺今天在臉書上發文表示，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李延賀）3月赴中國探親後，在上海被中國警方（包括國安及國保）秘密拘捕，迄今公開音訊全無。
貝嶺告訴中央社記者，他從上海文化界友人得知此消息，據他了解，國安跟國保都有介入，但相關情況仍有待從官方管道求證。
富察來自中國，滿族人，據他說，在依親移居台灣前，曾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
八旗總編輯富察傳在上海失蹤 資訊有限暫難查核
八旗文化出版書籍中，有許多是中國不能出版的書、中國的禁書。貝嶺認為，富察是台灣文化界的重要編輯、選書人和出版人，是具指標性的文化精英。
貝嶺在臉書的發文呼籲上海警方（包括國安糸統及國保系統）放人，讓富察自由、可以回台灣的家。
他說，希望廣義上的文化界、出版界的同仁、同行、同事們關注他，發聲營救他。只有公開、廣泛且持續的公民社會壓力，國際上的關注與介入，才有可能讓他自由。
貝嶺文末表示，他但願自己錯了，希望富察只是因不可抗力暫時留在中國，可以隨時自由返回台灣。（編輯：周慧盈）1120420

另外看到的反應有：

某位有中國長期生活經驗的文化界朋友說，怎麼可以不經家屬同意就發表這消息？看來已有人知道此事，並努力私下營救中。家屬非常低調，不願張揚。這消息被這樣曝露之後，很可能正在進行的救人計畫就無法成功了。

另外是有人翻出李勘的舊文，懷疑富察的身分，說他在台灣出版那麼多主張反共的書，卻可以屢次回中國然後無事，太啟人疑竇了。

八旗文化的書，確實有一定的影響力。讀書共和國的郭重興會找他做這個出版社，也算是眼光獨到。就生意上而言很成功。

我是從紐約客記者何偉的《中國三部曲》首度知道這家出版社，這幾本書很好看。後來看他出版很多挑戰大中國史觀的歷史著作，挺感興趣的。我買了楊海英的蒙古研究，不過沒有讀完，覺得自己真的是老了、懶了。另外他又出版日本講談社的一大套《興亡的世界史》，我若還年輕一定會買一套。八旗的各種歷史書，真想都買下來，好好閱讀。我想現在對歷史有興趣的年輕人，一定也會被這些書吸引吧？但是他所挑的作品越來越重口味，走偏鋒，多為右派立場。自從發現他竟然出版「阿姨」劉仲敬的書，就覺得這太超過了，令人對他的知識判斷力頗懷疑，連帶對他之前出版的那些書都產生了疑問。

能夠在台灣憑空出世建立起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出版社，他絕不是簡單角色。但若是銜命而來，他的作為是否符合派他來的人的期待？

出版姨學書籍，討好某群人，或許出於生意的盤算，或許也是瓦解蠢台派的方式（讓蠢台派更蠢）。

臉書上也有人說，可能牽涉到中國那邊的內鬥，他上面的人有事，再也罩不了他。

現在這情況到底該怎麼看？感覺內情複雜。只能靜待進一步的消息。

 4月21日補

因為記者詢問，陸委會發言人說他們知道此事，處理上要尊重家屬的意見，只能告訴大家他目前人平安，其他無法多說。

貝嶺刪除了那篇貼文，但是消息已經露出，成為新聞，消息已經壓不下來。

李勘和另外一位據說是內蒙人阿布的貼文，懷疑富察身分，那兩篇文也流傳很廣。

中芷轉貼顏芳姿的一篇文，是她幾年前訪問富察寫的文章。

在網路上也找到一個可能是香港的閱讀網站《讀書好》的專訪。

這兩篇另則轉貼。

仍覺得沒有甚麼立場公開談論這個人、這件事，但又不由自主地關心。

從芳姿的文章看到，他有共產黨員身分，這在中國有一定的保護作用吧。

但願他平安歸來。

美國之音的報導：
https://www.voachinese.com/a/taiwan-book-editor-allegedly-arrested-by-shanghai-police/7059025.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主要消息來源是貝嶺。

4月25日補

八旗文化的相關作者等文化界人士發表聲援：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65568

八旗文化出版社的聲明，請求對此事勿過度解讀、揣測：
https://www.facebook.com/gusapublishing/posts/pfbid0BcsDepbg4Er2eZjaXT8MrfygvzFvDmyA1f8Hakwjxr5jGWZB5qnb66HXXneBfZ6Gl

吳介民轉了李明哲的貼文，認為此事是「中國政府對台灣出版業伸出了她骯髒的手」：
https://www.facebook.com/mingchel0210/posts/pfbid034j9yecUDMm3qgKdEVvQwrYth8pQzJ1rRwJqUANds4JmwyW9aDqKSamgbH81vyvfBl

臉書上一些朋友紛紛貼出自己手頭上八旗文化的書的照片，以表聲援。

自由時報4月24日有比較詳盡的報導，他回中國是為了註銷中國的戶籍：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279742

4月28日補

黃哲斌的臉書文：
https://www.facebook.com/dennis.huang2/posts/pfbid02nmiBW9QRiTNBV9ZYYGnv9VUi7FHmqPnwYrqX4cmFD6UUn644e57P3ZeQ4vnKChVMl

國際媒體都報導了八旗文化總編輯被中國秘密逮捕的消息，並聯想到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

黎智英的紀錄片

早上在YT看了一部有關黎智英的紀錄片：The Hongkonger ，簡要介紹香港的歷史、黎智英的生涯和為自由而入獄的經過。製作單位叫做Acton Institute，是美國的機構，信仰自由市場，似乎是保守右派組織。

起先覺得挺好看，收錄黎智英本人兩次專訪（拆成幾個段落），不過看到後來覺得宣傳意味太濃厚，怪怪的。

但是這個時候推出這樣的紀錄片還是難得的。從雨傘革命、反送中（片中翻譯成反逃犯條例）被鎮壓，群眾運動被武漢肺炎疫情強迫中止，曾經領導或參與抗爭的人士紛紛被捕，然後一年多前發生烏克蘭戰爭，香港似乎就被遺忘了。

可是這紀錄片似乎也沒有獲得廣泛注意。且再過幾天看看。

紀錄片連結：

https://youtu.be/NwwxNDP2Fss

觀舞：布拉瑞揚舞團的《我．我們》

去看了布拉瑞揚舞團的《我．我們》第一部曲。開場是呼喚的聲音，搭配漣漪狀的電子動畫，之後是獨舞、群舞交替，電子音樂、動畫和燈光搭配舞蹈，後來舞者還有一起唱（感覺是彼此呼喚），那段我特別喜歡。他們的舞，有些段落很像排灣雕版畫上的圖騰變成真人在跳舞。很電子風格的舞台，精神卻很古風。

編舞家布拉瑞揚．帕格勒法說，這個作品是排灣三部曲的第一部，由Pulima（青年）出發，探索自己的時期。勾勒排灣的宇宙，三位藝術家（編舞、音樂、圖像）聯手，啟動舞者的身體想像，碰撞彼此的靈魂。
音樂統籌阿爆（阿仍仍）說，這部的音樂概念是：現在的我們，從單數至複數，尋找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共感的交會。
影像繪圖設計磊勒丹．巴瓦瓦隆表示，三人的合作呼應了古老排灣人的漣漪式生命觀，我們每個人的靈魂就像一道道波紋，不斷向外擴散並留下水痕，在這互相碰撞、覆蓋及融合的狀態過程中產生出連結及衍生的效應。他想分享當代排灣人如何順著祖先的腳步創造出一個未來的傳統，青年階段的人生感悟。（磊勒丹是我很久以前曾經見過的小陶壺嗎？）
這是第一次看布拉瑞揚舞團的現場演出。沒有失望。
戲劇院坐得滿滿的，舞團的粉絲眾多，老老少少都有，不過一眼看過去年輕人為主。
表演結束後，布拉瑞揚上台，要舞者們自我介紹，全場不斷給他們掌聲。最後大家又舞了起來，還要觀眾也一起跳！

(照片是在謝幕時允許拍照的時候拍的。舞者們實在很美很可愛。)

台史博新書發表

今天參加了 《巴克禮宣教回憶錄》與《傳揚祂旨意──英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史1847-1947》新書發表會台北場。

這兩本書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委員會聯合出版，是台史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資料彙編系列的第三、四種。PCT早期宣教重要史料，在台史博劉維瑛研究員的努力下，陸續翻譯出版，值得重視。

《巴克禮宣教回憶錄》是台南神學院和台灣教會公報的創立者巴克禮牧師在台灣宣教的回憶，部分成為萬榮華所撰寫的《福爾摩沙的巴克禮》的內容，但回憶錄更加原汁原味，非常有臨場感和趣味性，呈現出當時宣教師觀察角度下的台灣社會面貌。

《傳揚祂旨意──英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史1847-1947》是萬榮華極為重要的教會史著作，原先以五冊的形式出版，後來有合成一冊的複印版。台史博所翻譯出版的版本，是五冊版，徐謙信牧師藏書，目前已由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收藏。

今天的分享，鄭仰恩牧師介紹了《傳揚祂旨意》的時代背景：啟蒙運動和基督教奮興運動的影響下的海外宣教熱潮；翁佳音教授主談《巴克禮宣教回憶錄》，他為此書寫了很精采的導讀。鄭麗榕教授談她如何在課堂上利用此書介紹巴克禮，關於長老教會大部分學生只知道馬偕，不知道南部教會的歷史。劉維瑛談這套書誕生的甘苦。

我稍微講了一下約十年前（維瑛說是2014）如何促成劉維瑛和熱心蒐集張瑞雄牧師見面，初步認識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史料是個寶庫，最初是重新翻譯出版萬榮華的《福爾摩沙的巴克禮》，後來維瑛再完成《李庥牧師夫婦書信集》的蒐集和出版。然後是去年底出版的這兩本。目前還有馬雅各書信的整理計畫。另外又略提教育宣教師萬榮華值得更進一步研究了解。

在場外聊天時才知道，這兩本書的完成有兩位重要的「救火員」：查忻教授和盧啟明牧師，他們在百忙中十萬火急協助完成最後的校譯。

陳以信立委送了一盆花來。他在倫敦亞非學院求學和工作的時候，曾多次協助張瑞雄牧師蒐集整理PCT史料，對此項工作一直很關心。

期待這套書能得到更多人的關注和閱讀。

下禮拜台南還有一場新書發表會，請把握。

【活動資訊】

2023年年初推出《巴克禮宣教回憶錄》與《英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史》，即將在台北、台南舉辦新書分享會，皆由台史博張隆志館長主持，分別邀請多位主講人、與談人對話，精彩可期，千萬不要錯過！

此兩部新書，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資料彙編（三）、（四），見證了譯介長老教會史料的工作，已然再度邁進。無論是教會史、或社會史，兩部作品都非常值得細究！

#新書分享會 [台北場]
時間：2023.4.15（六）13:30～15:00
地點：濟南長老教會大禮拜堂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3號）

主持人：
張隆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主講人：
鄭仰恩（濟南教會神學與教育牧師/總會兼任研究員）
翁佳音（中研院台史所兼任研究員）
與談人：
王昭文（PCT總會教會歷史主委）
鄭麗榕（政治大學台史所助理教授）
劉維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新書分享會 [台南場]
時間：2023.4.22（六）13:30～15:00
地點：水交社敝墟書店
（台南市南區興中街75號）

主持人：
張隆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主講人：
查忻（台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副教務長）
王政文（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與談人：
劉炳熹（台南東門巴克禮紀念教會主任牧師）
陳韻如（蘇格蘭台灣協會會長）
林孟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委員會

台北場直播連結：https://youtu.be/ds7VqRCj4_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