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20260920）參加南海路學術會議，與教女聯名發表〈轉型正義的檔案文獻方法論— 一個涉案者的發言〉，我列第二作者，是論文提供資料的報導人（informant）。有趣的是，Informant，字典通常翻譯為「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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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老番也被促轉會在2021年指控是1980年代充當監視出獄政治犯、且領取五次報酬的第一名「線民」，就在退休前夕，一直到今天。控訴資料仍懸掛於網路上，雖未直接用真名，但透過「肉搜」即可知道是老番。好友說據他瞭解，促轉會的年輕成員認為「線民」是中性語詞，而且資料也沒直接寫線民實名，不算構成毀謗，所以不認為他們的「研究」有錯誤。
涉案真假，以及「線民」從臺灣人身心感覺是為否奇恥大辱，有機會再說。論文主旨在利用此案，提出調查局檔案的閱讀與考證，以及研究者光靠調查局單方面「白紙黑字」資料，走捷徑避開再傳喚尚活著的調局查局相關人員進行交叉詢問（現行法律沒強制他們得接受質詢），便相信檔案文字是官方權威事實。這是犯了初級考證方法的錯誤。
更糟糕的是，本案「線民」被詢問時，出現嚴重的資訊不對等。促轉會雖讓老番到該臨時機關看自己涉案的部分文件（卻無領錢記載），但年輕研究員在「訪問（或質詢）」，並未提及或提交「五次領錢」的證據資料，竟在老番不知情的狀況下利用雞同鴨講的「口供」對外宣稱老番領取部分金錢。兩年（2023）後，老番於某研討會上又聽他們說我領錢證據確鑿，並言其他沒看過檔案的人無資格評論。老番也在此時才知道促轉會於兩年前已在媒體公布此案訊息，也才知為何「經濟學人」會直接找上老番來訪問的原因。
老番事後拜託友人請教促轉會年輕研究員，所謂的「領取金錢酬勞」的文件出處，我好做有對象的澄清。回答竟是要我自己去檔案局看，檔案局！各情報機關交付的資料成千上萬，那我豈不是海底撈針？幸虧老番有研究與教授現代史的親朋學生，他們用可檢索的方式幫我找出「我被監控監聽的數筆檔案」，但還是看不到領錢的單據。折騰很長時間後，終於得知資料在「被監控人檔案」中，但我必須得「被監控人」的書面同意才能調閱。我多次央請老大兼好友的被監控人同意我看。但他一直認為調查機關的問題性，以及強調我們不去追問調查機關的不義，卻陷入這個機構提供的「文獻」做無謂內耗。多次央求不得，據說還讓檔案相關高層最後決定「涉案者」也有權調閱相關資料。今年，老番終於看到了。
原來所謂的五次領取兩千到五千的酬勞證據確鑿單據，是調查人員的申請「擬辦單」。這在我所知的歷史學證據論上，是不及格的，還得呈交其他執行與收受證據，不然不能說是蓋棺論定的證據。但回到政治社會與媒體生態圈，這樣證據及格否，我就無法瞭解了。所以論文中先提出一些提醒利用調查局檔案應如何妥善處理問題，以及提到老番五、六年來受切香腸式的身心折磨，幸虧還有歷史界親朋幫忙（儘管到現在還是信者恆信）能看到文獻有資格發言。其他調查員設局的「線民」，若有冤屈，要如何？老番的歷史學，比較喜歡講無權力發聲者或動植物之史。看來，此案正迫使老番再回到現代史路上。
（轉載自翁佳音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