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派合作的虛與實

一、前言

初次接觸基督教的人，對基督教教派林立現象常感不解。不是說「一主、一信、一洗」嗎？強調獨一真神的基督教，為何會有那麼多種不同的派別？然而，就如同其它的宗教、或各大思想潮流，在歷史的過程中，總會有人產生不同的體會、不同的視野，更不可避免的是出現不同的利益，因此總是無法「定於一」。在信仰上，大家認為主內一家，同信者都是兄弟姊妹，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上，不同見解、不同利益的信仰者，會為自己所堅持的真理而和其他人進行生死鬥爭。

16世紀的宗教改革，就帶來漫長的宗教戰爭(表面上是宗教議題，事實上是政治勢力的重新分配)，直到人們體會到殺戮無法解決問題，接受各個國家、不同教派的存在，接下來以更漫長的時間學習對不同信仰者的寬容。宗教改革帶來另一個影響：基督教信仰的詮釋再也不是教廷特權，既然人人都可以自己讀聖經、自己體會，對聖經的詮釋各有側重，各種新興教派不斷出現，是很自然的事情。

基督教既然已經如此多元化，為何還要追求「合一」？首先，在信仰上，「教會」是基督的代表，因此教會應該只有一個，即使現實中分成不同的系統、不同的組織，但在精神的層次上是有一個「聖、公同的教會」。其次，在實況上，基督教隨著歐洲發展而散佈全世界各地，在這過程中基督徒也發現其他宗教的強大力量和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基督教只是世界諸宗教之一，基督教若要擴張影響力，最好能減少內部的對立、團結起來共同行動。

教派的分立，既然已經是長久以來的歷史事實，「合一」這高遠的目標，顯然不是一蹴可及。所以，以「合一」為口號的行動，也需要加以仔細的檢視，才可能確定其真正的目的和實踐的可能性。例如「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長期努力，就是要讓不同立場的教會透過對話而彼此接納，然而至今還是有教派不認為可以和別的教派共享聖餐，但是在追求「合一」過程中，共同促進彼此的了解、分享資源、共同為世界的和平與公義盡心力、學習彼此的長處、激發出種種神學對話，才是最重要的收穫。

二、從歷史來看台灣各教派的競爭與合作

 十七世紀初基督宗教就已傳入台灣，但並未生根。兩百多年後，新一波帝國主義興起，也帶動歐美國家的傳教風潮。天主教再度到台灣宣教，緊接著英國的長老教會也來到。這兩個教派之間，有相當的競爭性和緊張的關係，彼此在文獻上都留下對對方的批評。早期宣教的緊張關係，在日本政府的宗教政策下緩和下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展開另一波競爭，特別在原住民地區，兩個教派爭相設立教堂(後來又加上真耶穌教會、安息日會、……等教派)，爭取信徒的結果往往造成了部落的社群分裂，這種宗教對立的傷害，至今仍在原住民社會中餘波盪漾。但是台灣目前基督新教和天主教間的對立已經緩和，在人權議題、社會福利工作、聖經翻譯等方面有很好的合作事例，原住民社會中的教派對立情況也以改善許多，有聯合舉辦慶祝活動、一起討論基督信仰和傳統文化如何融合的例子。這是因為天主教和長老教會都認同合作的重要性，在普世合一運動的基礎上有很好的對話，也給予對方最大的尊重。

台灣的基督新教教派，長老教會傳教最早、信徒人數最多。日治時期，日本各基督教派也到台灣傳教。和長老教會信仰傳統相近者，以建立、牧養日本人教會為主，因此和長老教會沒有太大衝突。但是一些批判既有教派為起點的新興的教派，對長老教會而言就出現「偷牽羊」的問題了。1920年代中期「聖教會」傳入，早期信徒和傳道人很多來自於長老教會。同時期又有中國的真耶穌教會傳入，起初也是透過長老教會的信徒、長老教會的系統引進台灣，但其教導和福音派基督新教差距甚遠，又強力批判既有教派，很快就在台灣基督教界引發風暴，長老教會開始嚴格和真耶穌教會劃清界線，但是信徒受到真耶穌教會吸引而加入者也不在少數。  

為什麼這些教派的出現，一開始是藉著長老教會系統而發展，後來卻彼此對立？主要是神學上的差異，以及信徒流動引起教會組織的危機感。聖教會是十九世紀宣教熱潮下的產物，強調清教徒式的聖潔生活態度，信仰教導和長老教會的差距較小，因此彼此的衝突沒有那麼大，也有牧師到聖教會後再回長老會獲接納的例子。真耶穌教會強調聖靈的工作、禱告中發舌音、在安息日聚會而非主日等等，實在和一般基督教新教的傳統相差太遠，又自命為唯一的「真」教會，因此很難和其他教派平等共處。 

戰後，台灣基督教界又面臨新局面。許多中國基督徒隨著中華民國撤退台灣，並重新建立教會，教派一時之間多了起來。有些傳統教派，如安立甘宗的聖公會，信義宗的路德會、信義會，衛理宗的衛理公會、改革宗的長老會等等，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神學立場相當接近，在二十世紀初開始推動的「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中，是合作的同伴。另外一個主要系統浸信會，聖禮觀有些不同，但衝突也不大。從中國傳入台灣的教會系統，比較特別的是聚會所(現稱召會)等沒有牧職、沒有教階、對既有教派持嚴厲批判立場的教會，這類教會充滿的宣教的動力和熱情，對台灣其他教會造成的衝擊，類似當年真耶穌教會傳入的情況。

除了神學立場的不同之外，各教會不同的歷史經驗、不同的政治關懷立場，也使得彼此間的關係無法融洽，特別在1970年代之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開始基於信仰而關懷政治，要求政府應保障人權、進行民主改革，更提出「台灣應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其他教會或表態與長老教會劃清界線、或譴責長老教會干預政治，長老教會和其他教派的合作幾乎停頓。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一員，卻因為政治因素而有一段時間未能在本地與其他教派對話、合作，實在是歷史的悲劇！1970年代開始大部分教派不但和長老教會劃清界線，更在政府的主導下反對「合一運動」。普世教聯(WCC)被抹黑成親共組織，各教會在白色恐怖氣氛中高舉反共大旗，長老教會於是一度被迫退出普世教聯(WCC)。

不過，1970年代以後，長老教會因為被其他教派孤立，當基督教界有些特殊的流行現象，如1995年前後由某教派領袖主導的貝里斯移民潮、禮拜流行舞台化的敬拜讚美風潮、祈禱山及幾波靈恩運動等等，長老教會受到影響的程度就比較低、比較慢，又因為發展本土神學、注重社會公義，信仰內涵未停留於保守派、基要派的教導，而在自由神學、解放神學的啟發下，對信仰有較自由開放的態度。因此，長老教會和其他教會，如果硬要二分的話，神學立場的差異的重要性是遠高於政治立場的。

三、解嚴後的教派合作情況

大家還記「2000年福音運動」嗎？這個運動標記著台灣基督教界傳統勢力的衰微、新興教派獲得主導權。2000年福音運動由新興的靈糧堂等教派發起，在運作中，主導者掌握了跨教派合作組織「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一個所謂跨教派合作的機構。這個機構本來應該近似其它國家的「NCC」(National Churches Council)，但在2000年福音運動主導者的操作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NCC」變得很不同：它並非一個有「會員教會」的組織，不是教會平等合作的產物，而是變成由某教會主導、其他人配合的事工單位，而且這個事工單位跳過各教會上層組織，直接和各地方教會聯繫。其巧妙的宣傳方式、很有計畫的組織動員，的確展現很大的影響力，對原有的教派組織產生不小的衝擊。

長老教會的組織比其他教派嚴密，又有比較不一樣的神學立場，「2000年福音運動」時，長老教會總會採取「合而不同」的立場，同樣採用了「二千年福音運動」(寫法不同)的名號，設計長老教會本身的推行方案，某些活動則合辦。但是很多中會和地方教會，顯然對這樣的差別不是非常注意，有的兩邊活動都參加，有的乾脆就只參加「2000年福音運動」。這個運動結束之前，遇上了921大地震，災後重建工作，又是一次競爭，雙方所採用的方式類似，都是進入災區設關懷站。但是長老教會卻未能把握機會把這些點轉為長期的社區宣教據點，甚至在經費用完之前就決定關掉這些關懷站。

「2000年福音運動」這邊則是趁機介入並長控早已成立但運作規模不大的「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將之轉為「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的急難救助組織。從這樣的情況可以看出，長老教會在「2000年福音運動」帶頭者與新組織的衝擊下，顯得有點進退失據、無力競爭。

後「2000年福音運動」的「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主導者熱衷辦「全國性」活動，推「全國性」方案，爭取各教派有名望的人士、領袖人物的合作，尋求與政府高層建立關係，企圖心十分強烈。然而其主導的教派合作，不免給人一種「趕鴨子上架」的感受，事先沒有深刻的討論與對話，沒有神學論辯，只有事工指派與資源分配。這種型態的運作，實在很難說是追求「合一」，比較像是想要「一統天下」。更糟的是，這波運動的信仰內涵，保守、迷信又反智，許多言論使基督徒與鄰舍為敵而非為友。

照理說，比較有自由思想而講求公義、人權的長老教會，應該對此運動要有所批判，很奇怪的是，長老教會對這波來勢洶洶的跨教派運動，似乎在「合一」的大帽子下屈服了。長老教會的領袖關心的似乎只是如何維繫組織和法規，顧好財產，卻不在乎牧師和信徒的信仰內涵，不在乎基督教在台灣社會真正應該扮演的角色。

基督教教派是應該團結合作，以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打破狹隘的教派觀念，追求合一，也是很有意義。但是合一絕對不是一統於某個權威之下，絕對不只是事工上的合作。合一必須從真正的對話開始，從承認彼此的不同、欣賞別人長處開始。對話之後，還有很漫長的溝通、磨合的路程要走。然而，台灣的教會間，似乎連對話的平台都很難產生。而另一個層面，即資源分配和競爭的問題，當然是合一不可忽視的阻礙，也是目前教派合作困難最明顯的理由。

(發表於2005年10月《新使者》雜誌，部分內容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