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傅正參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三個超越

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

——傅正參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三個超越＊

◎ 蘇瑞鏘

傅正（1927-1991），江蘇省高淳縣人，1950年隨軍隊來臺。原為中國國民黨黨員，然不久卻脫離國民黨。隨後走上「雷震之路」，從《自由中國》的讀者、作者進而在1950年代晚期成為該刊的編者。1960年參與組織「中國民主黨」，同年9月4日與雷震等人同時遭警備總部拘捕，之後被囚禁長達6年又3個月。出獄之後，任職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與東吳大學政治系，作育英才。1979年3月雷震過世、同年12月爆發美麗島事件，遂再度投入民主運動。1986年與黨外民主菁英共同組成民主進步黨，成為戰後臺灣戒嚴時期極少數參與兩次組黨的民主鬥士。

綜觀傅正參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過程，可以看到他不斷超越既有生命格局的努力。來臺之初的傅正，不但是國民黨黨員，而且還是軍中「訓練政工的政工」。之後由於不滿國民黨當局違反民主的行徑，遂脫離國民黨集團，這是「黨籍」的超越。而在主編《自由中國》、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與民主進步黨的過程中，本身為「外省」籍的傅正，不斷突破「省籍」的藩籬，一再與「本省」籍民主人士攜手合作，這是「省籍」的超越。1972年，面對臺灣外部的國際空間逐漸被中國排擠的危局，雷震曾提出「救亡圖存獻議」給國民黨高層，建議「從速宣布成立『中華臺灣民主國』」。雷震這篇「獻議」初稿完成以後，是由傅正全文整理並加以條理化，可見傅正對雷震更改中華民國國號的主張基本上應該是贊同的。另外，民進黨成立後通過「住民自決」的決議，其中已蘊含臺灣住民選擇放棄中華民國國籍的可能性，而傅正也表示支持，這是「國籍」的超越。

 

一、  「黨籍」的超越

1950年傅正來臺，之後被國防部總政治部分配到新竹國防部政幹班，不久又奉派到駐守嘉義的陸軍第75軍政治部服務。1952年再被調到剛由蔣經國成立的政工幹校工作，專門負責訓練政工幹部，成了蔣經國領導下「訓練政工的政工」。然而，就在1953年底、1954年初，他卻選擇離開政工幹校，也脫離了蔣經國／國民黨當局的集團。

其實，傅正與蔣經國／國民黨當局由親而疏、進而決裂的轉折是有跡可尋。例如，1951年2月25日，當時隸屬第75軍政治部的傅正，在日記中寫到受訓結業典禮上蔣經國對他們的訓示，當時蔣要求他們做到兩點：「一是忠實性，這就是要無條件的服從領袖」、「二是鬥爭性，這就要健全的組織，組織者也就是只許我存在、不許別人存在」。傅正聽了以後相當不以為然，認為：「蔣主任在其思想正孕育成長時，只受了蘇聯式的教育，……他今天的一切鬥爭的方法都是師法蘇聯」。

另外，在第75軍政治部的這段期間，傅正主要的任務之一是建立國民黨的軍隊黨部，然而，此時他也逐漸反省到：「似乎民主國家的軍隊裡並沒有任何黨派的活動」、「中華民國是由中國國民黨創造出來的，但是，並不因此而使中華民國變成了國民黨的私有財產」。就在這個時候，傅正也已警覺到臺灣正逐漸被國民黨型塑成「講統制思想的極權社會」。

因此，傅正對蔣經國的態度也逐漸「由熱望而變成絕望」。他在日記裡就不時出現要「剷除」他（按：指蔣經國）、「打倒他」的記載，甚至還痛罵蔣經國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也痛批蔣介石集團「都是當代的政治販子和青年販子」。

1953年夏，更由於不滿蔣經國主持的政戰系統，對胡適強調言論自由的演講發動所謂「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的論戰，於是傅正用本名寫了一篇〈個人自由乎？國家自由乎？〉，寄到《自由中國》半月刊，「向包括蔣經國先生在內的論調公開挑戰」。

由此可見，最遲在1951年初，傅正已漸對蔣經國／國民黨當局感到不滿，不過當時傅正還是決定：「為了要達到反共抗俄的當前的主要目的，只有把希望暫時寄托在中國國民黨」。然而，對一位熱血青年而言，與自己眼中的邪惡勢力妥協勢必會造成內心的痛苦。1953年初，傅正即在日記中寫道：「我想到自己也做了蔣經國的工具，變成了他的犧牲品，很感痛苦，但現在又沒法解脫，真使人更加難受」。到後來終於決定「想盡一切辦法，離開政工幹校，脫下軍裝」。他也「自認為道不同不相為謀，絕不能再在只講革命而不知民主的革命學校待下去，寧可冒坐牢的危險也要離開」。

1953年底，傅正毅然決然離開政工幹校，終於「跟蔣經國先生分道揚鑣」，也脫離了參與多年的國民黨集團。隨後邁向「雷震之路」，傅正一生的民主志業於焉展開。

 

二、  「省籍」的超越

作為第一代「外省」新住民的傅正，在長期參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過程中，除了要面對國民黨當局的政治壓迫，還要面對民主陣營內部「省籍」問題的糾葛，然他終究都能加以超越。

早在1950年代，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被視為鼓吹反對黨的代表性刊物。然而，該刊原先是期望由胡適為代表的「外省」籍民主人士出面籌組反對黨，而排除與地方選舉（由「本省」籍政治人物主導）的關係。一直要到1957年，傅正最先在該刊撰文，指出必須要結合地方選舉與「本省」籍政治人物，雖然這個建議在當時並不被重視。

到了1960年地方選舉結束之後，由於不少民主人士（多為「本省」籍政治人物）不滿選舉不公，遂積極展開「中國民主黨」的籌組。而原先鼓吹組黨運動不遺餘力的《自由中國》集團，到了正式籌組階段，全社卻只有雷震、傅正等少數人參加。另外，在鼓吹階段，雷震原本拉攏了一些原屬不同政黨、卻熱衷反對黨的「外省」籍人士，然最後積極參與組黨者，也只有寥寥數位。

在「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過程中，造成這種「鼓吹者眾而參與者寡」的原因甚多，除了對統治當局政治高壓的恐懼，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與「省籍」有關。因為1950年代後期開始，隨著地方選舉的舉行，組黨運動逐漸進入實踐階段，「本省」籍地方政治人物參與組黨活動者亦日漸增多，使得有些「外省」籍民主人士開始憂心新政黨會變成「本省」人的黨。雷震認為這是由於「內地人在潛意識裏，是恐懼新黨成立之後，本省人在政治上占了優勢，內地人可能要吃虧」。然而，傅正與若干「外省」籍民主人士（如雷震）最後還是超越了「省籍」的藩籬，而與「本省」籍政治人物一同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籌組。

誠如張忠棟教授指出：「一些早期為反共而爭取民主自由的人，看到地方力量興起，便開始猶豫退縮，甚至放棄爭民主爭自由的事業。唯有雷震和傅正，他們可以兼跨不同的時代，打破省籍的隔閡」。

而「省籍」問題的糾葛，不僅發生在1950年代的民主陣營中。1980年代傅正參與籌組民進黨之際、以及民進黨成立之後，「省籍」問題仍是傅正必須面對的難題。特別是1980年代「本省」人在反對陣營中的主導地位，更甚於1950年代，加上民進黨成立後一步步由「住民自決」邁向「臺灣獨立」，「省籍」與「國籍」（國家認同）問題糾結在一起，導致若干原先參與民進黨的「外省」籍人士因而選擇離去。然在這過程中，傅正一直在民進黨服務，並歷經中央執行委員、政策中心主任以及顧問等職，直到過世都未曾離開民進黨。由此可見，從主編《自由中國》、參與中國民主黨與民主進步黨的籌組過程中，傅正不斷超越「省籍」藩籬的歷史軌跡。

 

三、  「國籍」的超越

事實上，對傅正而言，連「國籍」都可以超越，更何況「省籍」。早在1972年，面對臺灣的國際地位被中國取代的危局，雷震曾向蔣介石等統治核心提出「救亡圖存獻議」，其中要求「從速宣布成立『中華臺灣民主國』」。雷震認為：「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臺灣』，……我們以臺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是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而當時傅正有感於獻議內容「的確具有遠見」，而替雷震將全文整理完稿，「特別注重文章的架構和條理，而且偶然也做一點內容上的修改」，可見傅正對雷震的主張基本上應是贊同的。由此可見，為了捍衛臺灣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他連「中國民國」的國號都可以放棄，這是「國籍」的超越。

到了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當天，該黨通過16項共同選舉政見，第一項為「臺灣前途應由臺灣全體住民，以普遍且平等的方式共同決定」。事實上，當天原本有一篇由傅正執筆、然因時間倉卒而未及提出的的創黨宣言，其中指出：「臺灣不是一黨一家的私產！臺灣是屬於大家的！是屬於出生在臺灣與生活在臺灣的全體人民的！所以，臺灣的命運和前途，絕不該由國民黨擅自決定，而該由我們所有出生在臺灣和生活在臺灣的全體人民共同決定」。同年11月10日，民進黨召開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在黨綱中正式標舉住民自決的主張。此時傅正亦表贊同，他表示：「臺灣不是屬於國民黨的財產，我們絕對反對臺灣的命運將來由國民黨與共產黨雙方決定。我們主張『住民自決』，是表示說我們在臺灣的人有權參與決定今後臺灣的命運。由歷史的教訓，我們知道國、共這對難兄難弟以往有兩度合作的經驗，我們是怕，時局一變，臺灣住民的權益會被國民黨出賣掉」。而此時傅正「住民自決」的主張，其中實已蘊含臺灣住民選擇放棄中華民國國籍、甚至選擇臺灣獨立的可能性。

1987年11月，民進黨召開第2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人民有主張臺灣獨立的自由」之決議。1988年傅正即以該黨政策中心主任的身分，主辦過10場「人民有主張臺灣獨立的自由」之決議要不要列入黨綱的座談會與問卷調查。另外，1989年民進黨在「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草案」的研擬過程中，據張俊宏（時任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指出：傅正「堅持在臺灣具有獨立的國際主權前提下，以『終止臺海兩岸對抗；基於臺灣人民之整體利益謀求合乎人道、平等、和平的解決途徑』，提出各種具體主張」。凡此皆可看出，傅正並不會固執中華民國的國號，而能尊重臺灣人民意願的民主態度，在在顯現其「國籍」的超越。

然必須指出，傅正雖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但作為來臺第一代「外省」人的他，卻也不免帶有一定程度的中國情懷，甚至到了晚年也透露出一定程度的「省籍」危機感。因此，他雖贊成「住民自決」，卻也反對「極端的臺獨」——排除「外省」人參與的臺獨主張。不過，擺盪在普世的自由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兩種價值之間，傅正雖有過掙扎，然最後仍堅定地選擇了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此一民主價值優位的選擇，是他終究能一一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的主要動力來源。

 

四、  超越的動力：民主的信念

傅正在參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過程中，之所以能夠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實與其民主的信念密不可分。而傅正之所以堅持民主價值，主要是時代環境所造成的。他在「臨終遺言」第一句話就寫道：「生逢戰亂，親歷抗戰尤其國共大內戰悲劇，而堅信和平民主之可貴」。特別是國共內戰期間的逃難經驗，更令他刻骨銘心，由此進一步焠煉出堅固的民主信念。他說：

親身經歷了國共兩黨用槍桿子搶政權的血淋淋教訓後，更堅定了我對民主的信念。……所以，四十年來，我在臺灣所追求的，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乃至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還是民主。除了民主，只有民主。

由此可以看出，經由苦難所焠煉出的民主思想，乃是傅正日後從事政治志業時，之所以能不斷超越既有生命格局的動力來源。

另外，傅正之所以能超越「國籍」，理論上必須先存在著國家並非實體、而是工具的概念才有可能。而分析傅正的著作可以發現，他從1950年代來臺之初開始，便已逐漸形成「國家工具論」的觀點。其後隨著臺灣外在的危機逐漸加深，在具足「內因」與「外緣」的情況下，終於導致其國家定位的調整與超越。

所謂「國家工具論」，是指「國家只是工具，個人才是目的」的政治觀點或信念。從1950年代傅正發表在《自由中國》最初的幾篇文章中，即可看出傅正強烈主張此一觀點。就其意識型態的傾向來論，殆近乎洛克（John Locke）以個人主義為主體而展開的自由主義國家觀。而在傅正看來，國家只有「工具性」的意義之外，相對於「世界」而言，國家也只有「階段性」的意義。擴而大之，就整個「宇宙」的角度來看，甚至連「世界」一樣也只具「階段性」的意義。再者，他認為：「人之所以可貴，並非因為屬於那一個國家，而是由於人的本身有其不容否認的人格尊嚴」，因為「人類之所以隸屬於某一個國家，原是一種極偶然的機緣，這是由於自己的父母屬於某一國家，或是出生的地點在某一個國家，如此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傅正是用「工具性」、「階段性」與「偶然性」來解消國家的神聖性，從而凸顯岀人的「目的性」、「永恆性」與「必然性」，進而彰顯人生真正的意義與價值。他說：

人只有被國家當做人看待，才能意識到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才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由盡人之性，進而盡物之性；再由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進而與天地相參。唯有如此，人類才可能感覺到：人生是喜劇而不是悲劇，國家是可愛而不是可怕，世界是可戀而不是可厭。

凡此皆可看出，最晚從1950年代開始，傅正已逐漸形成「國家只是工具，個人才是目的」的信念。一直到晚年，他仍對此一信念關切再三。要探究傅正來臺41年間，何以能無怨無悔地參與一次又一次的民主運動，而且能夠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的藩籬，必不可忽略他對民主理念的深刻觀照與信仰。

*     2006年5月10日，講於東吳大學政治系主辦的「自由、民主與認同——傅正老師逝世15週年紀念座談會」。本文為筆者擔任座談會與談人的討論文稿，細部論證與註釋均予省略，以下僅說明筆者撰寫本文的主要基礎：蘇瑞鏘，〈傅正傳〉，《國史館館刊》，復刊39（臺北：國史館，2005.12），頁257-286；蘇瑞鏘，〈傅正與1950年代臺灣民主運動——以「《自由中國》半月刊」和「『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為中心〉，收入：胡健國（編），《20世紀臺灣民主發展：第7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4），頁263-318；蘇瑞鏘，〈戰後臺灣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辯證——以「外省籍」自由主義者傅正的國家定位為中心〉（未刊稿）；蘇瑞鏘，《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另外，「『國籍』的超越」一段，主要以田欣的論文作為認識的基礎，進一步發展而成，詳參：田欣，〈「外省人」自由主義者對「臺灣前途」的態度──以雷震、殷海光及傅正為例〉，收入：張炎憲等（編），《臺灣近百年史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頁339-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