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見老師，是在輔仁大學，大概是大三的時候吧？剛從日本回來的老師，在輔大歷史系兼課，但是因為台灣史已經有人開，他開的是日本史。我的課已經修滿，沒有修到老師的課，只有在走廊上遇見他和同學們曬太陽聊天，加入小聊過一次。年輕的老師，穿西裝打領帶，記憶中是鐵灰色西裝，搭配紅色的襯衫（一種很好看的、不刺眼的紅），淺色的領帶，配色相當醒目，但是最吸引人的，還是老師親切的笑容。說話輕聲細語，沒有架子，很好親近，是初識老師的印象。
後來考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在口試時就表明我想做台灣史，進了清大才知道並沒有台灣史的老師。幸運的是，張炎憲老師來兼課，我就高高興興修了老師的課，並且找老師指導論文，成為清大歷史所一般史組第一位以台灣史為研究範圍的碩士，也是老師在清大歷史所第一位指導的學生（和陳華教授聯合指導）。
我常形容我們這一代是「被台灣魅惑的人」。我們從小到大受著國民黨主導的黨國教育，滿腦子都是中國文化知識，難免有大中國情懷，特別是對人文、社會有興趣的學生。然而，經歷解嚴前後社會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所帶來的啟蒙，對制式的、官方的教育內容產生質疑，1980年代後期，開始對自己所生長的土地產生認同、想要多加了解，如飢似渴急著認識以往被打壓、邊緣化的台灣知識。此時在台灣史研究上，炎憲師是重要的領路人之一。記得研究所階段，學校的圖書館台灣史研究資料非常非常稀少，很多時候都是跑到老師在中研院的研究室和老師討論時，向老師借資料，老師總是大方應允：「這本你拿去。」那時候覺得很理所當然，後來才知道，像老師這麼大方出借書籍、資料者並不多見。老師也帶著我們去認識一些年長的前輩，如作家王昶雄等等，透過和前輩們的聊天，去接觸那一代的心靈和世界觀。老師自己話不多，對學生的研究方向很少干涉，但並不是「放牛吃草」，而是不斷提供資源協助學生把研究坐起來。現在回想起來，非常感激老師這樣的作風。
研究所畢業後，得知老師開始從事二二八口述歷史的工作。其實我會對台灣史有興趣，是因為小時候聽父親提起二二八，他說：「你們以後在課本上讀到的官方說法可能不一樣，可能會說那是共產黨煽動的暴動，但是我告訴你們真相，台灣人被逼得不得不反抗，而且很多根本沒有參加武裝暴動的人犧牲了。」後來在軍訓課本上讀到了二二八，果然說是共產黨主導的暴動。我覺得應該要透過歷史研究來釐清二二八真相，但是寫碩論時沒有勇氣和能力來處理這議題。
1992年之後，炎憲師以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為基地，開始從事二二八口述歷史工作。1993年嘉義市政府支持他做嘉義地區的二二八口述歷史，老師邀請家父王逸石和我加入工作團隊。能夠參與這項工作，對我們意義重大。我的祖父王甘棠醫師，被當時的嘉義市長孫志俊在二二八報告中指為「嘉義三二事件首謀」，在口述歷史的採訪中，我們得知他曾代表市民廣播呼籲山仔頂的國軍停火，努力在亂局中建立和平和秩序；3月11日市參議員們以和平使身分進入水上空軍基地而被綑綁拘留，女性議員邱鴛鴦被放回家，大家到她家聽消息，她對我祖父說：「你是名單第一人」，祖父立刻轉身出去，開始逃亡。後來祖父在親戚幫助下成為軍醫，隨部隊到中國數月，之後回台灣辦理自新，逃過一劫。透過這項工作，除了進一步了解家祖父之外，聽到到許多二二八家屬的心聲，以及事件親歷者的見證，對二二八的認識更為立體化、多元化。
和炎憲師一起做二二八口述歷史，見識到老師感性的一面，和堅毅不屈的內在。更重要的是，深深感受到老師的「台灣心」。老師不以口舌而以態度來爭取信任感動，他的誠懇很能打動人心，讓許多二二八家屬願意對這位陌生人講述塵封往事，實在不簡單。印象深刻的是，老師除了詢問事實、了解過程之外，一定會問受訪者：「當時你感受如何？」他認為口述歷史除了追究事實，也應該記錄心情、感受、情緒。向來總是笑咪咪的他，在聆聽沉重故事時，表情變得凝重，對受訪者充滿同理同情。深刻體會到老師的「台灣心」，一種單純堅毅的信心，以大我為念，無時無刻都在盼望台灣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人人活得有尊嚴、冤屈昭雪、正義得以伸張。
很早就知道老師是「台派」，老師從不諱言自己的政治傾向，但是在1990年代，他並未衝在政治運動的前線，而是默默參與各項政治、社會運動。在那段時日，走街頭時常遇到老師。他不是一位將自己限在學院高牆內的學者，也不是政學兩棲的人物。他選擇一條實踐之路，在學院內外耕耘著，累積台灣歷史資料、從事台灣意識的學院教育和社會教育。他長期以「吳三連台灣史料研究中心」為基地，推動台灣史料的收藏、研究，又以口述歷史的工作，累積台灣人觀點的史料，不斷舉辦營會來做社會教育。這些工作長期下來果真貢獻卓著。
2000年總統大選，首次政黨輪替。老師受陳水扁總統邀請，出任國史館館長。阿扁總統任內八年時間，內閣更替十分頻繁，國史館館長一職卻始終沒有變動，可見老師頗勝任此職。他在國史館期間，迅速整理出版許多重要檔案資料，也從事更多口述歷史的工作，讓國史館的工作面目一新。在最後一年，老師搶時間完成《二二八事件辭典》，我也有參與一小部分的工作。印象中，當時老師還有許許多多想做的事，很急，也因長期的勞心折磨而顯得有些疲憊。
最後一次見到老師，是在吳三連基金會匆匆遇見。從國史館長的位置退下來，老師繼續以吳三連基金會為基地，繼續工作，再度讓我見識到他的執著和毅力，還有那不變的台灣心，似乎更加熾熱。之後看到他都是在電視媒體上，在記者會上發言，為台灣的前途憂心，為台灣主體性逐漸喪失而憂心，力挽狂瀾，發出警示。
以為老師會一直在，直到台灣建國成功成為國之大老，沒想到老師竟然在鼎盛之年突然離去，對我而言，真像靠山傾頹一半一般，感覺孤涼無依。印象中，老師算是很重視身體健康的，他在飲食上很節制很注意，也都會找時間運動。但是老師常常不知道累，硬撐著做事。他不懂得休息，始終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得知噩耗，心中充滿遺憾，無語問天！
身為老師的學生，但缺乏老師那種內在的堅毅，至今一事無成！只能期許自己，不忘老師「台灣心」的感召，在自己能做的範圍，努力繼續建構基於台灣主體性意識的歷史知識，為台灣美好的將來而奮鬥。
（本文收錄於《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紀念文集》，吳三連史料基金會出版，2015.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