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初遇貞文,她是這樣介紹自己,「我是可拉。」
可拉是她的小名,因為小時像無尾熊一樣黏在媽媽身上,扒不開,所以被叫了這麼可愛的小名,大家也都順口的叫,「可拉,可以拉一拉。」
「我是江阿森。」我也告訴貞文,江淑文是我的學名,家人都叫我江阿森,往後,我做了什麼好事,貞文都會用讚嘆的口氣說,「阿森真是個好孩子。」每當她這麼說,我心裡都會有旁白,「可拉,好孩子阿森,是妳的學姊呀。」
那一年,我自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考上東海史研所,在東海找住處,硬塞進當時已經客滿的東海長青在東海別墅區的第一代福音中心,可拉住二樓,我住三樓,我研一、可拉是歷史系大三。獨棟的三層樓,住了將近十個人,一樓大廳就是長青團契聚會的地方,也是我們聯誼的地方,中午或是晚上或是消夜時間,大家都會拎著自己的食物,齊聚一樓。有時會一起攤材料費共煮共食,有一次可拉煮了葡萄牙肉羹,被我學起來,從此變成我很拿得出去的招牌菜之一。
一樓有人寄放一部鋼琴,也是可拉常常練琴的地方,我們常常圍在那裡,可拉彈琴,我們唱著聖詩,有一次大家嘶吼般地唱著"The Trouble Water"。
那時東海長青相處模式,男生女生都一樣,有事有話,就很江湖漢子般的直接亮刀亮槍、敞開衣襟把話說清楚講明白的人,直白到連我心臟這麼強的人都招架不住。可拉是少數幾個可以柔柔的、慢慢的,跟你把話說清楚的人。但也有忍不住的時候,那時我們幾位女生已經會因為性別議題,和一些弟兄有幾次漫長的討論,還是沒有結論,覺得這些弟兄應該教訓一下,不知道誰出的主意,我們幾個女生包括可拉,就買了一包涼菸、一瓶酒,很挑釁從在一樓聊天的弟兄們面前晃過,然後跑進可拉的房間,因為她的房間最大間,把門鎖起來,一起抽那包菸、喝那罐酒。那些弟兄很驚嚇女生怎麼可以喝酒、抽菸,一直拍門,我們都不理。在那個世代,用這種女生和男生一樣可以抽菸喝酒來表示對沒有結論的男女平等議題做抗議,是一件很爽快的事。
解嚴前時代,我們有諸多的苦悶,小型播映室「遊芳集」和「境與象」是可拉和我常常一起結伴去看非院線片、非好萊鄔電影的地方,看完後,從幽靜的東海別墅巷弄中(現在已經成了鬧市和夜市),走回福音中心,彼此分享看法,甚而徹夜長談。比我小的可拉卻懂得比我多,會用柴可夫斯基的樂章跟我形容彼時台灣人壓抑卻可感受到滿到快要漲出來的心情。也為我導讀C.S.Lewis的系列作品。
那時我很大的壓力是,一位大學部和研究生都很敬仰的留德的老師,他找我當他申請到的國科會補助的研究助理,卻很直接的形容我,「腦袋裝的是糨糊」。面對這位老師有恐懼感,所以上他的比較歷史學常常很慌亂。但可拉是他的愛徒,我很羨慕可拉聰穎的頭腦和很有邏輯的思路,很想問可拉,可以跟你換一下嗎?幫我度過比較歷史學的糾結。
苦悶的研究生生活,一個月一次的十二個小時通霄橋牌聚會是很期待的消遣,但是我的媽媽不放心我在外租屋,三不五時會打電話來關心,如果被發現我通宵打橋牌她會很焦慮,我也擔心媽媽的電話抽查,可拉就好幾次幫我接電話,然後趕緊跑到我打橋牌的同學家通風報信,說,媽媽打電話來,趕快回電。
可拉畢業、準備去讀神學院前,要離開東海前的某個夜晚,她來敲我的房門,跟我說著她對一個人的愛慕與心情,很深、一直放在心裡。我只有聆聽,心裡感嘆可拉平靜的表象可以壓抑住這樣彭湃的心情。但也體會到,可拉選擇了一條她自己要獨行、不太可能有情感羈絆的人生路。但只講這麼一次,從此就放在心裡,我們彼此未再去翻攪它。
可拉在香山當傳道時,我去住了幾天,像個惡婆婆般的嚴格檢視、批評她這裡有灰塵、那裏書堆得太高,她請我把時間用在到戶外散步比較好。
爾後,我們各自分道前往美國和德國,她臨走前到台北找我,在我住處,我們翻開聖詩,沒有伴奏,一頁又一頁的清唱。她去德國我去美國後的通信,她諸多的心情多是她在來回科隆大橋時的沉思。我很想去德國找她,站在學校附近的旅行社,盯著特惠票價,已經很便宜了,但還是窮學生買不起的呀。昭昭有去找可拉,給我寄來一張明信片,可能是要安慰我,昭昭很輕描淡寫歐洲的景色,說風景就像印證實體的風景明信片的臨場感而已。
可拉回來,開始神學院的教學,我們各自忙碌各自的領域,時間上很難有交集,但因為昭昭的關係,我們一直沒有斷線。
和可拉成為朋友,也馬上認識昭昭,一見如故,因為之於我,他們基本上二位一體,面對兩個個體、卻是感覺和相同的一個人在講話,我可以無縫接軌,相同的事講一次就可以,他們是互通的。昭昭清大歷史所畢業後,北上工作,當了我一段時間的室友,因為文字工作的關係,我們常常搭檔。尤其是昭昭接了新使者雜誌的執行總編輯之後,我們基於對這份雜誌的熱愛與支持,更成了很好的搭檔。日常生活和互動上我之於昭昭像姐姐,但在學識與對事見解上,昭昭是我請教的對象。他們兩人給我感覺是,昭昭對不滿、不公義的事會像憤怒鳥般的形於色,直接反映。但是可拉會放在心裡,自己內化,所以可拉多了一份淡淡的憂傷。可拉是外柔內剛,有次我讓他生氣到極致,幸好有昭昭化解。但是昭昭對我生氣,我卻可以直接跟她對話,這是兩姊妹不一樣的地方。
最後,在可拉走後,我很難過的跟昭昭說,有一件事我很愧疚,就是2013年可拉從土耳其旅途結束,直接送台大然後轉馬偕住院那段時間,只有她要出院回家的那一天,我才露臉去看她,憑我們的交情,我應該是會天天去,送三餐的人,可是那時我很震驚,無法相信,要倒數,面對失去她。我請昭昭原諒我的軟弱。昭昭回應我,「不要講這樣。我追悔之處更多。記得美好時刻就好。」
諸多美好的回憶,1985年到2017年,32年的時光,在可拉走後,記下那些即時湧現、反映出來的畫面,美好而單純,如我們起初的相遇和認識。
(轉自淑文的臉書,2017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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