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女主角安子是典型的、善良的基督徒,面對生活中所遭遇種種問題,都忍耐著、懷著愛心來面對。然而從故事情節上來看,安子的「愛與忍耐」對整體大局的發展似乎作用很小。最主要是帶給她自己生存的勇氣,也安慰了周圍的人,稍微減輕對生活的不滿。而安子對台灣人習俗的不理解,更使得她的愛有時顯得勉強而矯情。
作者或許反對強制式的民族融合,他的理想應該是以愛出發、以主角心目中的「進步」為目標,由台灣人自己主動和日本人合作,克服蒙眛無知的傳統與黑暗的人性,一起努力向上。然而這些想法的背後,是對殖民體制的肯定,是認為台灣人乃是蒙昧待啟發的一群。他讓人看到柔弱的安子在異文化中生活可憐的一面,對於日本以強大國家暴力壓迫台灣人的這一面,則幾乎沒有著墨。反而我們看到的是台灣人的群眾暴力加諸於知識分子、地主身上。
出身台灣地主家庭的陳清文在留學日本期間加入教會,並在教會中認識安子而相戀。他們建立新家庭的基礎,就在於共同的信仰而產生的愛情,以及想要藉著基督教的文明來改造台灣社會的理想。
作者庄司總一說:「我的主題在於探究「人與人」──特別是在探究著不同血統、傳統和條件的人們要如何、到何種程度,達成愛、理解和融合這種人性的振幅和可能性而已。」顯然作者認為要達到這樣的融合,可以藉助基督教這個強調愛的宗教,普世性的宗教,可以超越不同民族間解不開的矛盾。
基督教在當時的亞洲歷史脈絡中,也代表「進步的文明」。在仇恨英美的戰爭論述展開之前,日本是以西洋文化作為積極模仿的對象的,他們以基督教文明來改造自己,也引進殖民地。日本在殖民地進行的近代化建設,是以西方為範本的。1920年代之後甚至台灣近代化的程度還高於日本的鄉村地區。台灣人知識分子接受近代化的價值觀,早期的社會運動就有很大的一部份工作放在社會風俗的改良。也有不少知識分子接受基督教,渴求西方文明對家鄉的改善。
《陳夫人》的男主角陳清文就是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他在東京受大學教育,接觸基督教,回鄉後仕途不順(這一點上作者對當時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的差別待遇著墨甚少),後來根據「人道社會主義」的理想自己開設鳳梨工廠,然而注重工人的健康、不逾工時的做法,工人不能理解,反而感到困擾。這種托爾斯泰式的行動,呈現出當時日本及台灣基督徒知識份子普遍的思想趨向。這些基督徒知識份子和自己生長的社會產生了隔閡。雖然滿懷理想,卻沒有能力真正去改變什麼。陳清文一方面為台灣人受到差別待遇而苦悶,但是在他自己要實行「人道社會主義」時,卻落入殖民主義思維,不自覺地以父權姿態來對待工人。雖是出於「愛」,卻是自以為是的、支配性的愛,而不是為對方設身處地的愛。
作者不能避免典型日本統治者觀點,對日本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完全沒有任何質疑,並且認為台灣人努力成為日本人、台灣人努力希望對日本有所貢獻,是理所當然的事。在這樣的脈絡下,基督教就成為殖民主義的幫兇,而所謂的「愛」不過是手段上的緩和,而非對國家暴力的挑戰。
作者在小說中對基督教的描寫相當正面,安子基於信仰而有相當高尚的情操,表現出來的溫柔、忍耐、善於反省,都是基督教強調的美德。提出「愛」為解決一切問題的答案,也是基督教式的標準答案。然而兩位基督徒主角的「愛」和另外一個角色比起來卻顯得軟弱許多。小說中有個充滿活力的平埔族女孩陳陣,成為清文弟弟瑞文的情婦,她勇猛地保護瑞文不被村人傷害,後來又主動為瑞文的太太春鶯頂罪,單純熱情、無私的態度,相當令人感動。書中沒有提到陳陣的宗教信仰,但是顯然她比兩位主角更具備愛的典範。
解決殖民地的種種矛盾,愛是答案?站在信仰的立場,基督無私與成全的愛的確是解決問題的答案,但是殖民者的愛、殖民主義思維下消除不了優越感、差異性的愛並非答案。
【附錄】
《陳夫人》的故事梗概:
1920年代,日本女性安子在家人反對的情況下,和在東京教會中認識的台灣人留學生陳清文結為夫妻,返回家鄉台南生活。
安子對台灣的生活並不適應。言語不通,生活習慣不同,更敏感地感受到整個家族、甚至整個社會對他們夫妻的不贊同。婆婆因誤會而對她大加指責,只有丈夫的小弟瑞文表示同情、並試圖解圍。安子又經歷了死產、產褥熱等可怕的考驗。在丈夫出國旅行期間,瑞文對安子表白戀慕之情,安子嚴詞相勸,但仍不免成為謠言而造成困擾。她溫柔對待妯娌,二弟景文之妻玉簾原本仇視她,後來卻在她帶領下信了基督教。
陳清文文官夢碎,積極投入台灣人知識份子大本營的文化協會。墓地遷移事件中,清文站在贊成日本政府的立場,為此遭到台灣人暴力攻擊,在混亂中安子出現而幫丈夫擋住一刀。
平埔族姑娘陳陣在瑞文被毒蛇咬到時奮不顧身拯救他,之後成為他的情婦。進入陳家之後和瑞文的太太春鶯成為朋友,後來為了替春鶯頂罪而離開陳家。
後來清文經營鳳梨罐頭工廠,注重勞動者的健康和教育,又在道德要求和衛生條件上相當講究,這種「人道社會主義」卻不太受勞動者歡迎。為了工廠的生存,終究不得不延長工時、減少工資,違背了當初的方針。
安子的女兒清子為自己的血統而苦惱,經常反抗父親。瑞文的兒子明愛上堂妹清子,為此自殺未成。安子在其中扮演調和的角色。在小說的最後,清文準備到印尼發展,問家人家裡最需要的東西,安子在心裡小聲地說:「愛」。
(原發表於《曠野雜誌》121期,2003年2月)
《陳夫人》故事中的張力,也是許多後殖民理論中在處理所謂的「現代化」與「殖民」的掙扎與矛盾衝突。殖民者認為,基於「愛」(基督教的愛?),所以有義務「現代化」被殖民者,進而合理化自己加諸於被殖民的行為。
回覆刪除我的假設是否符合安子的故事?我可能要先去買書來看。
寫一點讀這篇文章的一點感想:
回覆刪除安子是殖民國人,卻受被殖民國人的壓迫;清文是受新文化洗禮的台灣人,實現理想的努力不被接受,後來卻又轉而壓榨同胞。這些倒轉的情境,既出於有意的經營,恐怕也有一定程度的寫實。
這種倒轉的局面,其實又具有某種普遍性。安子的磨難象徵女性在社會上的弱勢地位(她是日本人這一點更凸顯了這弱勢的必然),清文的挫敗則表示理想性的知識份子在歷史情境中多是注定失敗。一時的有力者,只有務實的政軍商人,從來輪不到理想主義者。
原作者缺乏對日本殖民台灣的反省,或許不易苛責。這跟今天的漢人很少對原住民心懷愧疚或可類比。人與族群都有無論如何反思也無法超越的侷限,因為這些侷限也正是他們之所以是他們的基礎。我想,當時日本人可能以為台灣將永遠是日本的屬地,對於治台可能根本沒有罪惡感?
我沒聽過這本小說,很高興有這個機緣認識一下。
<陳夫人>是不是出自這本《嫁給台灣郎的日本女子》,庄司總一,九歌出版社?
回覆刪除店小二,
回覆刪除的確是這本。
「陳夫人」才是它的原書名
回覆刪除我曾經在同一個圖書館看過這兩版
「陳夫人」與「嫁給台灣郎的日本女子」
內容一樣但書名卻不一樣、出版社也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