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讀余杰《誰為神州理舊疆》

 在台灣讀余杰《誰為神州理舊疆》
 

第一次看到余杰的名字，是在「零八憲章」的首批簽署者的名單上。我想他應該是中國新一波民主運動的重要旗手。後來才知道他同時是基督徒，他在思考中國前途時，看見：「今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是基督信仰、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保守主義的價值觀。」

許多基督徒都深信基督信仰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最終之道，但如何達成？大多數基督徒想的都是福音遍傳、拉更多人進教會，而為了做所謂的「福傳」，必須避開政治干擾，因此，或是地下化，或是不跟當局唱反調、小心配合政策。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基督信仰者人數迅速增加，然而不管是外來的福傳組織，或是中國自己內部快速增長的教會，或多或少都呈現與主流社會隔絕、另成一世界的狀態，夢想著透過基督徒人數的增加來把全中國基督教化。但是從世界歷史來看，基督門徒的影響力是從「一小群異議分子」開始的，耶穌也說上帝國之路是一條窄路。默默擴散的基督信仰，除了擴大宗教版圖之外，對中國的此時和未來有什麼樣的幫助？到底怎樣才能促成中國的改變？余杰等基督徒知識分子，開始從「身為公民的基督徒」出發，參與公民社會的形成，努力將基督教價值觀帶入公民社會，是一條不易走卻非走不可的路。
 

「零八憲章」與中國公民社會

2008年12月， 三百多位中國知識分子聯合提出「零八憲章」，呼籲中國政府根據自由、人權、平等的普世價值修改憲法，實現民主、共和、憲政的現代政治制度。這份由劉曉波起草的政治改革訴求，得到不少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支持、加入連署，有效地團結嚮往民主政治的民間力量，反應出中國內部公民社會已見雛形。

「零八憲章」的內容並不算激進，也非武裝革命的宣言，不過是讀書人的溫和建言，但中國政府卻將之視為洪水猛獸，定性為反政府的行動，逮捕了劉曉波，判他重刑。此舉卻為劉曉波帶來更高的聲譽，而在2010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

「零八憲章」可視為繼1978年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1989年天安門民運之後，中國民主運動的重要里程碑。和前幾波運動不同之處，在於社會基礎已經有了一些轉變。過去十年中國迅速取得亮眼的經濟成就，在國際社會上更見影響力，和外國的交流也更為全面，可是政治上卻不見進步，反而更加強威權統治，並操弄民族主義、強化人民對國家光榮的盲目信心。但另一方面，社會上一般人對西方文化的接觸普及化，網際網路雖然被嚴格控制仍然很多人翻牆遨遊，開了眼界的人們不再那麼好管，隨著市場經濟出現，人們從集體主義很快擺盪到另一個極端，強烈的自我中心帶來自由的渴望，以及權利意識。自2000年之後，財富差距擴大、特權橫行，常見弱勢者被欺壓到難以為生的情況，於是有作家和律師為一個又一個案例奮鬥的「維權運動」出現，開始造就新的社會英雄。「維權運動」隨著各式各樣的社會矛盾而擴散，透過法院攻防和網路流傳，中國政府難以全面阻擋，這種現象，讓人認為中國已開始產生公民社會。「零八憲章」某種程度可視為「維權運動」的一環，直搗政治改革議題，但反抗的意味相當淡，不過是尋求體制內的改革。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沈寂已久的中國民主化運動重新得到激勵，不過，也引來中國當局對異議人士進一步的監控打壓。不但劉曉波出獄無望，他的妻子也立刻遭到軟禁，還有許多「不乖」的知識人，或被警告、或被禁錮。寫作本文的同時，余杰也已遭軟禁三個禮拜，不知何時才能重獲自由。至今尚無法評估中國當局「維穩」要做到什麼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仍然漫長艱辛，民間力量的集結發展至為關鍵，需要異中求同整合不同路線。

 
為何選擇保守主義？

在中國民主運動中，余杰等「基督徒公民」的路線，無疑是少數中的少數。基督教信仰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中國未來所開的藥方之一。然而基督教信仰的內涵，在同為信仰者的群體中，仍有不同的體會和認識。余杰在這本書當中，擘畫了理想的遠景：一個敬畏上帝的民主社會，所開的藥方是：以神為本、立基於基督教的人權觀念、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保守主義的價值觀。

他在加爾文神學中找到安身立命的途徑，認為「清教徒的神學與實踐正好契合當下中國社會轉型的處境」，基督徒可以為中國的和平轉型和民主化做出貢獻。作為台灣的加爾文宗基督徒，看到這樣的說法，不能不感到興奮。台灣長老教會喊「基督福音救台灣」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也在台灣民主運動中有角色，或許可以作為中國這派公民運動者借鏡。

余杰認為中國的改革宗教會必須面對「雙軌之戰」，一方面對抗國家、世俗浪潮和儒釋等傳統信仰，一方面要糾正教會內部不純正的「自由派」信仰。這樣的立場，有其特殊中國情境，可能因為不接受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三自教會，所以仇視「社會福音」、仇視「自由派」。但是此一觀點，可能讓這個運動擺盪到另一個極端，拒絕寬容、否認對話的可能，加入當今勢力越來越可觀的「宗教右派」行列，成為新的壓迫者。。

今日美國的保守派基督徒，老是把上帝搬出來護衛自己的主張，堅信上帝站在他那邊，卻很少反省自己是否站在上帝的那邊。民主制度在他們的想法中，就該維護他們個人的利益。美國保守主義的正邪二元論，用起來非常方便，和馬克思所用的辯證法類似，可以很快區分敵我，對異己採取鬥爭立場。這種思考途徑，不能算是有突破、有進步。

台灣民主運動的歷程中，長老教會的出發點也是「立基於基督教的人權觀念」，以非暴力的方式促進政治改革，長期遭基督教陣營指責為「搞政治」，必須以信仰立場、以神學為自己辯護。長老教會在神學上有保守派（或說歸正派）、有自由派，在面對國家的壓迫時，仍然可以找到共同的立足點，一起做出回應。因為，既然有同樣的信仰告白，就能共同把握最重要的價值。

台灣教會1970年代之後，與台灣自由化及民主化同步的政治社會關懷行動，不只出自加爾文傳統下所產生的基督教公民意識，更受到1960年代普世運動越來越重視「公義」議題的影響。保守派將「社會福音」視為毒蛇猛獸，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為弱勢者賦權的工作，正是福音書教訓的核心，也是教會走入社會、發揮公民權的正道。耶穌的上帝國不是全民皆變成基督徒的羅馬帝國，而是受苦者得救的社會。

和保守派的截然二分有所不同，當前普世運動的一個重要潮流是：尊重多元、促進對話。承認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多元而複雜的，有很多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價值觀 ，承認我們自己的有限。我想朝向上帝國的路，拯救中國之路，不一定是保守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