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鳳神話再興 民主進步成空

吳鳳在歷史上真有其人，他因為貿易而與阿里山原住民相熟，清政府命其擔任阿里山「通事」，擔任政府與原住民間的溝通管道。擔任「通事」者，常有藉職權而剝 削、或不當役使原住民的狀況。在鄒族的口傳故事當中，吳鳳即是這樣一位擅長欺騙、威嚇原住民的奸商，而早期的漢文史料也指出吳鳳在格鬥中被殺，而非為了勸 原住民革除獵首習俗而捨身取義。吳鳳被塑造成「仁聖」，其實是日本統治期間，為了合理化其武力征伐原住民的政策，勉勵山地警察「義勇奉公」，而找出吳鳳來 塑造為典範，後來又有日本文人將之更加神話化，例如塑造白馬紅衣紅帽的形象，強調其人格之完美、野蠻與文明的對比，還將這樣的故事納入小學課本。

戰後國民政府繼續沿用這個神話，來強化統治者道德高尚的形象，繼續讓原住民背負野蠻記號。小學課本上的這一課，讓每位原住民小朋友不得不去承受異樣的眼光和 嘲弄，成為進入台灣主流社會的洗禮。鄒族的朋友曾經憤憤然說：「紅色是鄒族男子禮服的顏色，我們怎麼可能去殺害穿紅衣的人？這根本都是假的。」然而，他們 的聲音，遲至1980年代才能突圍而出。

吳鳳神話最大的問題是：污名化原住民、製造原漢對立；其次是，掌權者被塑造為樂意自我犧牲的仁者，這是帝 王時代、威權政治的統治意識，而非對權力者保持高度警戒的民主文化。1980年代學者從歷史事實解構吳鳳神話，民主運動人士和原住民拉下吳鳳銅像、促使阿 里山鄉正名（原為吳鳳鄉）、將吳鳳趕出教科書，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環節。破除神話，解構威權束縛，台灣人民學會追求平等、自由、自立的價值，終於促成台灣 民主運動蓬勃發展。

今日看到民進黨籍的縣長，無視於過去民主運動先鋒努力破除吳鳳神話、建立民主價值的腳印，竟然主導吳鳳神話再興，令人感嘆好不容易爭來的民主、進步即將成空！

嘉義縣政府看重吳鳳廟的觀光價值，無可厚非。但是，千萬不能復興威權時代的神話。中埔鄉是原漢對遇的重要歷史現場，何不在此成立多元族群故事館，展現各族群的歷史故事與現況，引進豐富的多元台灣文化和創造力？

（發表於《蘋果日報》論壇，2012.10.30，發表時題目為：「吳鳳神話讓民主進步成空」）

郭乃弘牧師談 再殖化的香港與基督徒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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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乃弘牧師談

再殖化的香港與基督徒的使命

 

前言

香港基督徒學會總幹事郭乃弘牧師二月下旬來台，除應邀參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普世事工研討會之外，也在「橋樑神學沙龍」發表演講。對九七後香港社 會發生的種種微妙變化和潛在的危機，郭牧師有相當深刻的分析，並大膽使用「再殖化」一詞形容中國統治下的香港。他強調：基督徒面對民主法治倒退的現象，要 勇於發聲；教會不應以建立社會福利王國、人數增長為主要目標，倒空虛己的服事才是基督信仰的真義。

 

問：九七之後香港有什麼變化？

答：這個問題可能得從香港治權由英國轉移給中國的過程開始談。從1979年起英國政府就展開和中國的談判，但整個過程香港人沒有參與意見的機會。英 國最重視的是如何保障英國的利益，因此先通過「國籍法」，限制港人在九七後移民香港。之後他們著手「還政於民」，但是1984年推動「代議政治白皮書」， 中國馬上就加以阻止，基本上英國政府就放棄這個工作。到了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香港人發起「港人救港」運動，英國政府受到壓力，才又開始民主化的工 作。不過1991年通過的「人權法」，不但缺乏新鮮的觀念，還漏掉了最重要的「自決權」和「人民有權選出自己的政府」。在居英權方面英國也一直不鬆手。最 後人民雖然爭取到「基本法」，但是香港人仍然沒有權力組織政府。

九七之後，香港雖然成了中國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但和中國其他地區是很不同的。香港是高度自治的「特區」，有自己的憲法(基本法)，中國承諾特區體制要維持五十年不變。為什麼是五十年呢？中國領導人判斷到時候中國的經濟水準已趕上台灣和香港，而恨共產黨的人大概也死光了。

香港回歸中國已近千日，表面上看來「馬照跑、舞照跳」，但是實際上很不一樣了。特別是前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香港受創甚重，消費力大減、失業率高，人心也很不定。香港六十年來都未曾遭遇這種狀況。

 

問：中國的統治對香港產生什麼影響？

答：香港變得越來越像中國了。

表面上中國並未干涉香港的施政。它不必自己做，香港人就會照中國政府的意思去做，有時還做得更過火。因為特區政府基本上是由鉅商組成的，他們在中國都有大筆生意，怎能不看中國的臉色？有時我們想「京人治港」比較好，因為至少敵我分明。

香港特首董見華是中國政府所信任的人，他的權力來自北京政府的委託，而不是香港人民的付託，所以他不必向港人負責。

中國人民大會代表選舉，得票率最高的竟然是新華社社長。這樣一個北京派來的官僚卻成為香港人的代表！然而香港人卻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

香港人太會自律了！大家似乎覺得學得越像中國越安全。 共產黨的統治只有一句話：「控制」。不准有異見，一切都在控制中，才會安心。香港也走上這樣的路。公安法、社團法，在半夜通過；立法局的民主成分逐漸褪去。

英國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並未帶給香港民主，充其量只是使香港政府變得選擇性較高、較開放。可是董建華手中，卻是嚴重倒退。

沒了民主，連「法治」也倒退，司法管轄權受到極大的衝擊。最近港人子女居留權問題，終審法院(類似台灣的最高法院)根據基本法做出解釋後，中國方面不滿，香港政府竟要求重新解釋，使得司法獨立大受打擊。

特區政府是「商人治港」，包庇親友、破壞法治、非理性的統治，受害最大的是基層人民。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全港有七十萬人活在赤貧線下。大家看到的是香港表面的繁榮，但是基層人民受苦的狀況實在讓人難以接受！

 

問：為何用「再殖化」一詞描繪香港的現況？

答：歐美各國來到亞洲、非洲、南美洲等地設置殖民地，主要是要榨取當地資源、補自己國內欠缺。香港多年在英國統治下，受到諸般壓制。九七後中國重新 在香港行使主權，香港人期望可以脫離二等公民的地位，可惜結果是令人失望的。香港人仍然無法掌握香港的命運，仍是強權支配下的社會。英國統治下的買辦階 級，在「港人治港」口號下，為北京的新主人服務。

名義上香港人是中國公民，但是在實質上，基本權益被剝奪的情況比在英國統治時還要厲害得多。.

 

問：面對這樣的社會，基督徒可做些什麼？

答：香港的教會大致上分為兩個大陣營。一邊注重教會增長、努力於植堂；另一邊則是注重社會服務，經營很多學校、醫院、社工機構。

以植堂為目標的教會，自然不大關心社會問題。但是做社會服務的教會，真的就對社會有影響力嗎？我發現這樣的教會其實是「成功的受害者」。我自己所屬 的「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HKCCCC)二十年間蓋了六十間中學，結果是：牧師們每天都在開會、簽支票，根本沒辦法讀書求進步；想維持教會學校的特 色，政府法令下也只能每個禮拜一堂有聖經課，但是教會卻要花費極大的成本來辦學。醫院、學校及社會福利工作，其實是政府應該做的，教會搶著做了，不見得就 會辦得比較好。教會經營一大堆機構的結果，是讓教會領袖將這些事業當成王國一樣經營管理，沉迷於興建新的建築、新的事業，而無法好好栽培信徒。

此外，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國家和教會的關係相當緊密，香港教會因此也相當程度依賴著政府的支持與匡助。在殖民統治結束後，這些特殊待遇是否會持續？ 顯然不太可能。教會要如何面對這些？為了繼續支撐教會的事業，接受富豪的大筆捐贈，屢見不鮮。引進財團資源，和以前依賴政府資源，其實差不了多少。

我們要問的是，究竟教會存在的目的、基督徒的社會責任是什麼？我認為教會不應該做救傷站，而是要能夠治本。要針對社會發展的關鍵問題，提出反省和批 判。注重植堂的增長、社會事業的擴大，卻未能針對社會的種種不公義提出批判，只是隨著社會既有的價值觀前進，落入成功的迷思中。

教會一定要與弱勢者站在一起。倒空虛己的服事，才是基督信仰的真義。

在香港面臨「再殖化」的時刻，「發聲」是教會的責任。自由度在縮減、人權受到挑戰、貧富不均的惡化，在這時刻怎能不發聲？趁香港還是「特區」時，我們一定要爭取人權的保障。

為了發出基督徒的聲音，所以在1989年我們成立了「香港基督徒學會」。這個學會的成員有很多是神學教授、更多是社會行動者及各領域的學者。我們密 切關注社會上發生的種種議題，隨時準備行動；並辦課程、開研討會，做許多的討論；又出版期刊《思》，作為培養基督徒知識份子、引人思考的園地，及有關教會 與社會、信仰與生活、現代人的問題等的各種書刊(至今已出版49種)。

「香港基督徒學會」基本上是因應九七的情勢、在六四事件後成立的。之前我曾擔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十二年，發現基督教界要發出聲音、發出影響 力，是無法藉由這樣的組織達成的。要出個聲明，每個會員教會都要開委員會討論半天，只要有個教會不同意，就做不成。香港基督徒學會的會員是個人，因此做事 可以比較有效率，對社會上所發生的事能夠及時回應。

我們所在做的是：針對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事情，發出另類的聲音；在參與中不斷地反省；寫下我們的反省與經驗和別人分享。

有多少人注意到我們的看法呢？我們會寫信向相關單位表達意見，開研討會、和其他團體一起推動一些行動，也利用傳媒來發出聲音。我們的行動常受傳媒注意的。當然，在教會界我們是少數中的少數，但是我們的刊物及書籍的讀者多半是年輕的基督徒。這是一個播種的過程。

 

 

問：請談談對台灣教會的印象與建議。

答：這是我第一次正式拜訪台灣，但是我和陳南州、黃伯和牧師都很熟悉，也長期閱讀台灣教會公報，對台灣教會有一些了解。

台灣教會有很清楚的立場，但香港教會到現在還沒有。我覺得台灣教會有立場是好的。香港有很多居民是1949年後來的，大部分人把香港當成一處過渡的地方，不是很認同，也不太關心香港的社會。但是在香港出生的年輕人，開始把香港當成家鄉，特別關心香港社會的問題。

我想教會有很多現象是普世性的，問題也都差不多。台灣教會比香港有更多優秀人才，應該可以做得更好。我想，如何培養年輕人接棒，恐怕是很迫切的問題，教會應該用更多的資源在訓練、栽培青年同工。神學教育對教會未來影響重大，非常重要。此外，台灣人比香港人愛讀書，因此文字出版工作絕不能荒廢。

(本文文責在訪問者)

 

小綠遽逝

我的好友旭初和春玲的愛女小綠突然告別人世。17歲，一切正要開始，卻這樣走了。上禮拜日得知小綠突然昏倒送醫，確定救不回來了，十分悲傷，至今心頭仍如大石壓住，不時流淚。

小綠父母的傷痛，是我的千萬倍！但他們堅強面對這一切，透過佛教信仰，為小綠未來的生命祈福。

他們選擇樹葬。小綠，原本就該回歸綠色大地。為此，我深深感動。

旭初、春玲把孩子命名為「小綠」，那是充滿綠色希望的年代，初生的綠色幼苗，承載著五年級世代的理想與盼望。小綠的夭逝，讓人不解又痛楚，又充滿象徵，似乎在回應這個理想的蒙塵與失落。

小綠短短的生命是幸福的，父母給予她充分的自由，在充滿愛的環境長大。但她也和所有的台灣孩子一樣，在學校裡倍感壓力，喜愛文史的她更有早熟的憂愁。某種程度，我為她不用面對艱困的未來而慶幸。

曾經在我懷中沈睡的寶寶，小綠，再見！願我們在大綠之中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