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當代知識分子富察

 當代知識分子富察　（作者：顏芳姿）

2014年，在張贊波《大路朝天》的新書發表會上，我們見到主持人—八旗文化出版社的總編輯富察。他介紹張贊波拍了一部同名的紀錄片，表現大陸將高速公路修到天上去，寺廟的佛像被迫拆遷，被砍傷、被拖欠工資的民工和無力抗爭的當地人換成別人的高速人生。拍攝過程中，導演張贊波跟這群人住在一塊，他發覺鏡頭不足以交代的豐富敘事，拿起筆來細膩地寫出這群人的日常。富察做了這本書的導讀之後，開放現場觀眾與作者張贊波交流。會後，我們敲定數日後在他工作地點附近的Starbucks見面，談他的兩岸婚姻和來台經驗。那天他一襲棉麻衣褲出現，很有文人味。冬陽從大片玻璃窗照射在身上、桌子和腳下，隨著時光的推移，這個訪談竟不知不覺進行了四個多小時。

富察，滿族人。對他來說，滿族並非狹隘的種族、血緣或基因，反而是始終跟著他周遊世界各地的文化符號。他以八旗作為出版社的名字，八旗是滿清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富察是家族姓氏，他的滿族名字是木通古(智慧之意)。老家在遼寧省鞍山市岫岩滿族自治縣，他使用的email帳號Xiu Yanke(岫岩客)也保留老家的地名，他的漢族名字李延賀反而少用。

　父母是下鄉的知青，故他由爺爺奶奶帶大，滿族的大家庭非常強調長幼尊卑，家中男性族長最有威望，爺爺過世後由伯父主掌家族事務。早年，他跟父母的關係疏離，大學畢業，過了青春叛逆期，他才重新體會父母的辛苦，修補親子關係。

富察初中即離家住校，早早逃脫繁文縟節的大家族，獨自在瀋陽就學，從此獨立面對人生。1990年代，外商公司到中國發展的年代，富察從瀋陽到上海讀書，取得文學博士，畢業後投入上海文藝出版集團的工作，來台前擔任該集團副社長。他喜歡工作，沒有工作就不知道怎樣活下去，有工作就一直做下去。一旦有工作，也不會見異思遷，不會為了要賺更多錢，就做什麼改變，工作是他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走過這段人生經歷，他已擺脫血緣氏族和地域觀念的影響，形成自由獨立的個性。不想要受到太多束縛的本性，讓他偏向都市化的婚姻觀念，他曾經認為婚姻是一種束縛，婚姻觀念薄弱，婚後也曾不想要孩子。1995年富察認識台籍的太太，開啟這位現代知識份子不同的人生。

回想當年他當博士生，指導老師吩咐他接待從台灣來訪學的碩士班學妹，從接機、住宿到採訪行程，都由他安排。接機時，他看這牌子上的名字好像瓊瑤小說的名字，他初次見到太太，清新、溫柔而甜美，與上海女孩的「尖刻」或東北女孩的「大氣豪爽」的性格，完全不一樣，台灣的文化養成發散出一種特別的味道十分吸引他，連朋友也都說她好像從瓊瑤小說裡走出來的女孩。那時大陸正流行看臺灣連續劇《星星知我心》，聽她說話，感覺就像是劇中人一樣。不只富察一人，其他大陸男生傾心於眼前這位台灣來的女生，對台灣心嚮往之，這種文化想像是由當時的電視劇和校園民歌等傳媒所形塑，而台灣女生則從人文史地書籍神遊中國，當時兩岸的資訊交流少得可憐，陸男台女或多或少將文化想像投射到彼此身上。只是1990年代兩岸政經發展的水準差距很大，這種差距讓富察對婚姻沒有太多浪漫的想像，即便他對太太有好感，也不會想到有可能在一起。

上海從1990年到2000年發展速度非常快，當時上海的台商大過民進黨黨員人數，上海是大陸最開放最早西化的城市、也是繼廣州、廈門，最初台灣人最早接觸的城市，這等機緣促成他們兩人的相識。富察和太太有了感情，兩人通過郵件往來互動，直到2001年才開始交往，才漸漸往前走。「假如我是在瀋陽遇到我太太，而不是在上海遇見她，可能不見得會有這個婚姻。我們兩人都不是那種為了感情會冒險的人，為了感情轟轟烈烈地不管身分、種族、階級的人，還是以理性至上的人，是上海成全了我們的婚姻。」當上海和臺北的生活水準逐漸一致，整個局勢改變，富察原以為和台籍太太不可能走在一起，這時，不可能的事都變成可能。雖說上海快速發展拉平陸男台女的心理位差，但從相識、交往到走入婚姻，他們足足花了十年的光陰。

非典型共產黨員

太太是客家人，屬於傳統想結婚的女孩，兩人拉鋸兩三年，最後慢慢走上婚姻。這樁兩岸婚姻，太太承擔非常多，富察說，他可以談戀愛不結婚，他太太想很多，想得很清楚了，要結婚，就往前推動。富察對台灣的規定不清楚，他太太要想辦法瞭解法律、政策、辦手續，設想富察來談要面臨哪些問題，她也面對父母很大的壓力，父女之間為此不講話。他倆是2005年結婚，婚後一直分居兩地，富察是公職人員，共產黨員，還沒結婚很難來到台灣，結婚後一年可以申請兩次，有假期就來台。太太是國中老師，寒暑假她過來上海，每年寒暑假在一起生活，平日就各忙各的。岳父最初很不能接受女婿是大陸人，相處一段時日，他看到富察與蘇貞昌、羅文嘉等人在一起，發現這個女婿其實是非典型共產黨員，得意地說共產黨現在做我女婿。至於他的父母，很開明，沒有什麼反對。

「我跟我爸媽講，他們說台灣啊，會不會太遠了？但是我到上海，已經離開十年了，他們的觀念上可以接受。大陸經歷過文革等政治運動，那種流離在偌大的國家空間流動變化，我們非常適應婚姻是個人選擇，與父母沒有關係，像我周邊有很多同事和朋友，兩個人相愛、結婚登記就好了。父母根本不知道，也不辦婚禮儀式，父母就接受這個事實。婚姻是很個人的事，但是台灣就得見父母，當然我也不是不見，這也是傳統的一環嘛，但是好像不見父母，你就不敢跟我走下去。後來我在台灣生活久了，才瞭解這是這裡的文化。」

富察原來沒設想到台灣來，因為他在上海工作穩定，工作職位高，而且十分忙碌。兩三年後，兩人想穩定下來，太太留職停薪，嘗試到上海生活一年。上海是一個國際都會型的城市，上海的空間、社會和文化想像不是她想要的；她喜歡過簡單穩定的生活，不喜歡上海的浮華，台灣的人情味比較濃，但上海很虛榮，而且很冷漠，她無法適應上海。太太放棄後，富察把工作辭掉，過來台灣。從瀋陽到上海，再到台灣，這個過程，就富察的性格來說，是順理成章。富察不斷地出走，對他來說是心靈在冒險，可以見識更寬闊的世界。相對來說，他的包容性和適應力比太太強很多，所以他願意來台灣。

富察2009年來到台灣，跟台灣的出版界互動之後，他加入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屬於內部創業，負責八旗文化，公司提供兩百萬資金，他自行負責人事、產品、行銷，公司投資也負責通路，收取十幾趴的管理服務費。他前半年的創業經驗失敗，幾乎要關門，那時壓力蠻大的。對於台灣人看什麼書還不清楚，做出版不是賺錢的行業，不會讓你餓死，但也不會特別好。前幾年，太太的收入高一點，現在出版社慢慢好一點。還好他對錢沒有熱情、沒有欲望，對知識感興趣遠勝於一切，還是讀書人的性格。在台灣當編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開發作者、認識媒體人，他從各個報紙媒體的撰稿人到總編輯，甚至電台節目主持人裡找合作機會。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作家王文華，馬上穿過馬路，差點闖紅燈，向他自我介紹。這一套在大陸是吃不開的，但台灣人很友善，讓他在很短時間內認識許多人。現在除了積極尋找華人作家外，他也購買國際版權，開設「中國觀察」書系，探討中國政治、社會議題，他也只有在離開大陸後，才能更看清楚事情的本質。目前台灣對於大陸的看法比較兩極化、標籤化，他希望盡微薄力量，告訴讀者中國究竟是什麼。他也一直換位到台灣立場去思考，掌握台灣思潮，總之就是要有更多的本土關懷，他也致力於開發出更多的本土作者，和台大台文所、誠品書店合作「創意報導寫作」，和台師大全球華文寫作中心合作「非虛構文學寫作」，希望本土作者的寫作更具現實感、議題性，兼顧文學性。

雖然那半年創業很有壓力，但富察說，出版這個行業要跟人接觸，他也蠻樂意跟人接觸，工作很忙，他很快跟台灣的媒體界、知識界通氣。他那時看中國時報，認識很多作家，甚至加入腳踏車隊，裡面有羅文嘉，藍的綠的都有，每週五騎腳踏車。他覺得文化人蠻願意「紮堆」(聚集在一起)做活動，只是他不太願意應酬。他很喜歡旅遊，用旅遊的方式認識台灣，前一年到哪裡都有新鮮感，除了大甲媽祖，還去體驗鹽水蜂炮，台灣北中南綠島，到處亂走。大陸的宗教訓練對他有很大的影響，到現在富察都是無神論，不過，他知道宗教對台灣社會有穩定的力量。他第一次去跟媽祖遶境，很新鮮、很興奮，也有小小的震撼，有那麼一剎那愛上神明，但是他很快抽離，用知識份子的角度看這個宗教文化，馬上思考到顏清標這個家族如何利用宗教玩弄政治，那種宗教體驗的美好很快就消散了。

超越結構

親自在台創業給他帶來一個很好的體驗，之前在上海文藝出版集團，再怎麼做都是國家、都是黨的；在台灣做出版業，他深刻體會市場的存在，自由市場的環境下他需要跟很多人對話，他也蠻享受這個過程，這是一個融入台灣社會很好的方式。出版的行業是非常在地，他作為總編輯，需要跟當地的讀者當面的對話，突出出版的特色。做這個行業是以他的興趣，或他所要創造的價值為取向為主，收入依附於興趣和價值，台灣的市場不大，他覺得夠活就OK了。跟上海朋友見面的時候，他不會因對方賺的錢多，不能追上那個水準而自卑。事實上，他跟上海出版界原來的連結逐漸在淡化，一旦見面對話時，富察發現他創造的價值對上海或瀋陽的朋友來說更新、更有意義。朋友們蠻羨慕他可以擁有自由的心靈與姿態，不像他們陷在政商關係和人際關係的結構當中，想掙脫又出不來。富察建構一種超越金錢的價值，他不做兩岸的出版，專注台灣在地的出版，他也不以大陸的市場大、台灣市場小來衡量所謂的市場，而是推出非常在地的屬性、性格、需求、特質的產品。他認為，台灣兩千多萬人口可以養一個非常好的出版產業了，就算壓力很大，但是上海兩千多萬人口，能有台灣這樣的出版業嗎？能有這樣的出版品質嗎？沒有。他的價值是在地思考，台灣有它的侷限和它的問題，但也有它的優勢，比的是出版的品質，不是誰賺的錢比較多。

問起他怎麼看待這五、六年的台灣經驗，富察首先梳理他的上海經驗，他認為遠離熟悉的地域和文化帶給他不同的參考體系，帶動他積極思考。清朝大量的滿人移民到北京，奠定了今天的北京人；同時，滿族文化思維對北京的影響很大，很多習俗、普通話、審美愛好，包括京劇，都是滿人到北京之後才建立的。1949年中共建國也是以東北起家，日本把東北殖民地經營得很好，共產黨跟蘇聯接收後控制東北，以這個為基礎繼續發展，之後攻進北京，新中國建國後大量的瀋陽的人陸續到北京做官，到今天為止在北京高層機構裡很多都是瀋陽的人，他們思想承接的關係來自於此。因為這般緣故，基本上從瀋陽進北京去工作生活，不用特別做思維調整，兩者一模一樣。但是從瀋陽到上海和廣州就不一樣，富察說，「在上海那十年帶給我最大的挑戰就是建立文化參照體系，台灣是另外一個文化空間。」

　　台灣提供一個很兩岸的狀態，這種狀態讓他在思考社會和政治時，形成另外一個新的判斷標準。台灣作為在政治上、在文化上、甚至在經濟上，都跟大陸不完全一樣的參照系，與大陸又有些聯繫、連結，他可以獲得一種很好的思考。例如兩岸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政治讓我們陷在兩岸的比較當中，就會失衡。事實上，台灣在整個華人文化體系中，有其特殊的位置和文化上、產業上的角色。1980年代，大陸接受台灣文化的洗禮，原來台灣的存在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具有很大的意義，現在這個意義似乎在降低；反過來，大陸的文化正在衝擊台灣，很多台灣人還不是很適應。台灣未來在「求異存同」當中，把自己「異」的色彩再放大變成一種價值、一種特質，相對大陸的某一方面依然有它的特點跟「異」就好。就像上海在中國扮演的角色，它就是扮演那種不同的東西，讓人家覺得說，它就是上海。統一也好，獨立也好，台灣都要扮演這樣獨特的力量。例如，台灣的民間社會力量一直處於蓬勃且自由發展的狀態，那就產生出很多不一樣的想像空間，這個價值他覺得值得大陸學習思考。

過去，台灣比較大的思考架構來自於國民黨帶來的大中國思想，台灣因此變大了，但是這個框架也帶來很多問題。現在民主社會發展中，去中國而強調台灣主體性，然後又再度回到島嶼的狀態，思考又封閉了。然後內部再分成兩派再去打，就變成外部的封閉跟內部的對立，這樣的結構下真的是會有很大的問題。富察編輯出版的書從邊緣提出一個觀點：

「台灣可以有更多的連結，連結東南亞和東北亞，不要只侷限於兩岸，或者是台獨，因為你在兩岸和台獨當中，台灣都不安全。比如說我們兩個之間，要不就好，要不就和，那如果我們有五、六個人，情形更複雜，把這個關係帶進來，就會制衡，所以我覺得台灣應該這樣克服問題。」

富察未踏入婚姻前，已經在上海取得博士學位，並全心全力衝刺事業，十年之後，他奮鬥出斐然的成績，達成一定程度的成就，成功地實現男性角色，並自我肯定。倒是他作為現代知識份子，獨立尋求高度理性自覺，已經超越家族、地域和種族的限制。不婚不育的現代婚姻觀念在遇見台籍太太之後有了轉變，他是有彈性的人，願意照顧別人的感受，慢慢可以接受其他男性角色。他的先生角色和父親角色分別在三十幾歲和四十歲才實現，進入婚姻和生育的階段比一般人慢了許多。

　1990年到2000年這十年間，上海追上臺北的發展，夫妻兩人才逐步邁向婚姻。長達十幾年的等待，他們經歷女方父母曾經反對兩人的婚姻，婚後太太在上海適應困難，兩個人持續消化跨境移動帶來的衝擊，願意共同承擔。富察辭掉工作來台，作為文化人，他可以跟台灣社會很快交流起來，他願意開放性的體驗新的社會，並以此為新的參考系，繼續開拓他的觀照，帶動台灣讀者理解中國，重新找尋台灣的定位。從瀋陽到上海的過渡，再到台灣，在在都顯示他不只是在不同的地域上流動而已，他不斷轉換位置，做思維上的調整，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僅將台灣經驗視為參考系，進一步超越疆界的限制，帶給台灣讀者更高的視野，認識中國和當今台灣的社會現實。從他來台前後的經驗看來，他擁有當代知識分子的氣度和文化視野，創造出超越地域限制的新價值，八旗出版品亦為世人所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