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與我何干？

我必須從1945年台灣政權轉移開始講，說明造成這重大衝突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又強調清鄉和事後的清算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傷害。

然而到學期末，出個題目：為什麼會發生二二八事件？你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官民衝突還是族群衝突？大家還是亂寫一通。再怎麼寫，都是唱一些無聊的高調，什麼事情已經過了、要珍惜現在的美好，不然就是認為，現在台灣已經沒有族群衝突了，再提這些事情沒有意義。還常常有人提出：現在選舉還有人在利用族群矛盾、實在可惡。

面對這些答案，我只好自承不是好老師。大家對二二八的理解，還是跟著主流媒體塑造的表象走。

今年有幾件事讓我重新去想，二二八真的是台灣人集體的經驗、活生生在我們的血液中嗎？二二八真的和所有的台灣人有關嗎？在威權垮台之後，可以找到什麼台灣社會共同的、一致的歷史意識嗎？有這種必要嗎？但是在多元的社會中，我們的歷史記憶又該如何傳承下去？

OJ的觀察非常好，的確，二二八的紀念已經變成一種政治正確，但是每個政治人物所使用的語言都是模糊又模糊。一開始，二二八的平反運動變成要求政府承認錯誤、道歉賠償、建碑等，而不是在民間自己肯定二二八的意義(我就頂喜歡史明認為這是未竟的革命的想法)，就注定要走上這樣的路吧！的確，紀念二二八變成一種政治正確，但是也使得大部分的人覺得這事已經與他們無干，如彼拉多，大家都把手洗清了！

我替Karla去領一個獎，雜誌記者熱心地想要了解她的創作動機，問：「她又沒有經歷過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為什麼會以這些事件作為創作的源頭？」我說：「作為台灣人，難道這些事情不是和我們有切身關係嗎？」我覺得這是很自然且天經地義的事，卻連本土派雜誌的年輕記者都無法理解。此事讓我感受到，我以為理所當然的歷史記憶，並不存在於很多人的意識中。對許多人而言，這些事件空洞而遙遠，是政治操作的把戲之一，和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

2003年基督教靈糧堂出版的禱告手冊「悔改與復興」，內容提到了二二八，而且選在二二八當天舉行全國悔改禱告大會。他們所理解的二二八，就是族群衝突而非政府出了問題，而且對台灣人打外省人的部分也多所著墨，對政府殘酷鎮壓台灣人的部分相對份量極輕。我寫了文章批他們。可是他們會這樣寫，並非憑空而來。他們參考了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選擇他們所能接受的說法。只是這樣的說法，和經歷過事件的台灣人的想法實在差太多。但是如果照台灣派的歷史解釋，恐怕靈糧堂的一堆信徒也會跳起來罵吧！從這個事件，我就體會到二二八的傷痕沒有那麼容易消失。

歷史本來就是多面相體。誰的詮釋能夠得到社會大眾的接納，或是能夠成為某政權支持的意識，就可以產生力量。靈糧堂的小冊子充滿了外省人在台灣本土政權興起之後的恐懼不安，這種恐懼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急切地想要為自己的觀點找到正當性，宣傳這套正當性，而透過宗教是最容易馴化大眾的。一些政治觀念、族群偏見像地雷一樣埋在宗教語言當中，讓我對二二八的效應更是悲觀。

我一直以為二二八是歷史事件，每年的紀念最重要的是重講已知的故事、發掘還未被講出來的故事，不過好像這個部分越來越不受重視。政治人物當然就講政治的話。只有少數有心的文化工作者，仍然用心地詮釋二二八的意義。

我自己，也越來越不知道該怎樣講述二二八。我不覺得當時的台灣人都是無辜受害。沒有認清祖國的面目，雖然勇敢但是沒有評估自己的能力就拼，這種愚昧不必檢討嗎？在目前的氣氛下，死者為大，只要是受難者都被捧為英雄，以至於根本無法仔細探討整個事件中每個人所扮演角色、策略的對錯好壞、組織的問題等等。這樣我們如何從歷史習得教訓？

我在講二二八的過程之後，常要學生想一想：如果將來台灣被中國佔領，你們被逼得生存不下去，必須要起來反抗，那你們有什麼條件可以表現得比二二八這些人更強？還是有什麼其他做法？他們仍然是一片沉默。我想他們心中大概很現實地考慮後，覺得應該選擇投降臣服，不要反抗。畢竟，很多人不了解不自由的滋味，也很缺乏群體認同感，不覺得必須要為任何目的付出犧牲。

拉拉雜雜談了一些感想，好像都很負面悲觀。只是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該怎樣讓二二八和每個人「有關」？有沒有必要變成這樣？

當然，這應該是一個更大的題目的一部份，就是到底現在有沒有「台灣共同體意識」，而這意識有沒有必要建立在共同的歷史意識下？還是只要基於現實的需要就可以？甚至最好不要去理睬傷痕未癒的歷史，拼命唱些高調，講些和平、寬恕的場面話就可以處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