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花燃燒的平原(三)

鳳凰花燃燒的平原──228事件中的嘉義

三、嘉南平原上的殞落之花

抵抗最激烈  犧牲最慘重

     二二八事件對嘉義市民有相當特別的意義，因為此地除了抵抗最激烈之外，犧牲也最慘重。
     軍械庫、飛機場等多日的攻防戰，估計至少有三百人傷亡。在國軍與民軍衝突之際，也有不少市民無辜受害。三月四日國軍砲擊市區，多位市民傷亡。三月七日，五位南靖糖廠職員在回嘉義途中被殺。三月九日，劉厝庄遭國軍劫掠，有十三人被殺。
     三月十二日國軍重新進入嘉義市之後，展開恐怖報復行動，造成更多悲劇。特別是代表市民前往飛機場和談的「和平使」中，多位市參議員竟然被公開槍殺於火車站前，成為台灣人最恐怖、最慘痛的記憶之一。
     對許多台灣人而言，「二二八」就等於「統治者濫殺無辜、恐嚇人民」。這樣的集體記憶，使得許多菁英視政治為畏途，學會表裡不一、忍從度日。統治者的確收到恐嚇之效。但是悲憤的情緒仍然在表面服從下沸騰著。
     隱忍未發的悲情，成了台灣歷史文化的基調之一。悲情一旦得到釋放的機會，可以成為紀念、反省、建立新社會的原動力，但也可能讓人停留在受害者意識當中，不斷自怨自艾，甚至成為新的禁忌，拒絕了理性討論的可能。如何將悲情成為前進的力量？不斷重新理解二二八的真相和意義、客觀檢討台灣人的優點與缺點，是一個可嘗試的途徑。
     本節嘗試以一些嘉義市二二八事件犧牲者的故事，來呈現二二八事件的實況與意義。
    
戰鬥中死亡者

     二二八事件中真正參與戰鬥者，多半諱莫如深，不願提起。在戰鬥中死亡者的家屬，更是多半不敢聲張。不過我們在口述歷史訪問中，還是遇到幾位親身參與戰鬥者，談起當年勇敢出面應付危局而相當自豪；也有以其兄弟翁婿勇敢抗暴為傲者，說出這些如鳳凰花般奉獻出年輕生命的故事。
     當時當過日本兵的、或是去過海外的青年，都會被期許出來參與戰鬥，有不少這類青年出於責任感和義憤，自然加入行列。林青龍和他的弟弟林清柱就是如此。林青龍當時開一家帽店，林清柱在稅務處上班，兩人在三月四日不約而同到中央噴水池集合，林清柱那隊二十幾個人，先乘卡車出發去攻打水上飛機場，出發後就沒有再回來了。同一批犧牲的青年，還有海軍志願兵出身的王萬吉、當過海軍的陳少輝等人。
     陳少輝曾經被日本政府調到馬尼拉工作，訓練成優秀的飛機修護技工，但在戰後遽變的台灣社會很難找工作。他好不容易努力考上中林鐵工場技術員，沒想到上班不到半個月，就遇到二二八事件。他義無反顧地和當過海軍的同伴一起參與飛機場的戰鬥，就此失蹤，留下二十歲的妻子和四個月大的女兒。
     鄭萬山，日本時代曾經到海南島擔任「巡查補」(警佐)，從事製造木屐的行業。海南島回來的人，在當時有組成隊伍參加戰鬥。據其友人的說法，有幾個去海南島工作的台灣人，在戰爭結束前就殺了日本人、投到中國軍的陣營，回台灣後，中國政府並沒有依約定來論功行賞，引起他們不滿，而在二二八時趁機參加了反抗的隊伍。他是在國軍尚未完全撤到飛機場的市街戰中陣亡的，有個英雄式的葬禮，墓碑上刻著當初蔣介石給他們的名號：「護國中尉」。然而二二八事件台灣人算是輸了，墓碑上的名號也被家屬塗掉、以減少不必要的麻煩。
     蔡中山，北港車站(運甘蔗的五分仔車車站)的流氓頭，綽號「蔡中」。家中兄弟多人都參加了二二八事件的戰鬥，蔡中山似乎是市內「兄弟人」組成的隊伍首領。二弟蔡長水戰爭中也曾到海南島擔任巡查補，是海南島隊的指揮者，事件後自新，被送到大直管訓，後來當選過好幾屆的市民代表、縣議員。蔡中山則是在飛機場之圍被突破、打算入山打游擊時，在往梅山的路上被殺。
     蔡長祝，日本時代跑到中國加入中國軍隊，戰後以中國軍官的身分回台灣，改名為蔡樹仁。他帶了一些嘉義的青年，和北港的青年一起戰鬥，可能是屬於張志忠領導的「自治聯軍」的一分子，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下組織有聯繫。當在水上飛機場之圍被突破後，這批青年打算前往山區建立基地繼續打游擊(目的地應該是樟湖)，但是在往梅山的路上遭到伏擊，多人被殺。據說蔡長祝是在跑離之後，又回現場看死傷情況，不幸被抓，押到北港槍決。
     這些個案只是冰山一角，讓我們一窺當時戰鬥參與者的出身背景、動機和犧牲的情況。
    
四位市參議員之死

     三月十二日，大陸人重新取得嘉義市的控制權之後，開始進行一連串的報復行動。這些報復性殺戮，應是由市長孫志俊、陸軍營長羅迪光、憲兵隊長李士榮等人所做的決定。依照當時擔任處委會秘書的李曉芳所說，幾位比較了解中國人做事方式的「半山」，此時曾向陳儀建言，千萬不可放任地方權勢人士藉機報復亂殺人，重大案情都要送台北審議，陳儀也說好，但是交代給參謀長柯遠芬後，命令卻遲遲未下，以至於台北、嘉義等地都發生相當慘烈的報復性屠殺。
    三月十八日，被視為首謀的處委會主委、作戰司令部司令陳復志，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後，押到嘉義火車站前公開槍殺。之後，還有至少兩次公開槍決示眾。這種作法，是已進入法治社會的台灣人相當不可理解的。
     對嘉義人而言，三月廿五日公開槍決四位市參議員，對市民的衝擊最大。被害的人士包括：
　　陳澄波，第一位入選「帝展」的台灣畫家，台灣美術界的領導者。曾經到上海教書，回台灣後致力於美術運動，和同好組織台陽美術協會，戰後他當選嘉義市第一屆市參議員。陳澄波為人熱情和善，愛幫助別人，善於做調人，個性很耿直。二二八事件期間，因為他會講北京話，又是市參議員，因此成為「和平使」，擔任和大陸人談判的工作。沒想到竟然因此而遇害。他太太在他遇難之後，堅持拍下他遺體的相片，藏起來，也把他死時所穿的衣服收藏得很好。他太太活得很長壽，兒媳說她是抱著非看到丈夫得到平反不可的心情，頑強地活下去，九十歲時還很健康，想念丈夫時仍然會流淚，時常說：「天有在看，咱做給天看！咱會有出頭天的一日的！」
     潘木枝，嘉義市著名的醫生，開設「向生」醫院，當時為市參議會副議長。他常免費為窮人看病，也免費為當時駐紮在嘉義的中國兵看病，孫志俊尚未當市長之前得了難治的病，潘木枝從死亡邊緣救回他，孫還說潘木枝是他的再生父母，可是到頭來孫卻判了潘木枝死刑。被捕羈押期間，他託人帶出以香菸紙寫成的遺書給妻子，除交代妻子自重自強以外，更強調：「木枝是為市民而亡，身雖死猶榮」。
　　盧鈵欽，齒科醫生，曾到廣東讀中學，其長兄與弟都在中國發展，他則到日本讀書後回台灣開業，戰後當選第一屆市參議員，並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三月十一日到飛機場談判的議員被扣押之後，他忙著營救，甚至還出席「迎接國軍」的行列，不知道自己早已列名黑名單。他太太林秀媚說，盧鈵欽在日治時代不願到中國為日本人工作，因為他「絕對不能出賣自己的民族」，沒想到卻死在「自己的民族」手上。林秀媚保留了他死時穿的衣服，在胸前有很大的傷口。她認為盧炳欽是因為之前就常搜集官員不法貪污的罪證，才會遭到槍殺。她以他的作為為榮，在他的墓碑上刻著：「死在歷史上」。
　　柯麟，當時嘉義唯一民營戲院「慶昇」的老闆，市參議員，「和平使」之一。他去飛機場之前，始終相信這次一去事情就可以解決了，沒想到一去就被抓起來槍殺。他是獨子，他太太一直將死訊瞞著婆婆，直到婆婆快過世時才告訴她實情。
    
為眾作犧牲
    
     市參議員被殺之前兩天，三月廿三日，也有十一位市民遭到報復性殺害。這些受害者，大多都是市長、羅迪光營長及憲兵隊長李士榮熟悉的人，但並不是反抗戰鬥的要角。好幾個人是在死後才被判為無罪。
　　蘇憲章，新生報嘉義分社主任。據家人的回憶，二二八事件期間他很為就讀台南工學院、回嘉義參加戰鬥的大兒子擔心，沒想到成為逮捕目標的是自己。他被官方說是「處委會宣傳部長」，但是他自認為並未參與不法行動，因此沒有逃躲。新生報向來勇於反映當時人民的痛苦，披露官僚、軍人的不法行為，批評陳儀政府，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後的整肅中，成為首要目標。除了蘇憲章之外，還有五位報社主管級人物受害。     在家人的回憶裡，蘇憲章曾和羅迪光營長起過正面衝突，很可能為此種下被害之因。最令家人痛苦的是，在他死後幾天竟然又貼出告示說他無罪。
　　施珠文，日本時代就在警察局司法係工作，戰後亦在警察局工作。二二八正亂時跑到鄉下去住，並未參與，講和之後依然回警局上班，沒想到竟然被捕遭害。據說臨時軍法處判他無罪，但已經太遲。他死後，親戚朋友都極度害怕，不敢和他家來往。他太太娘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但是當她請求教會牧師為施珠文主持葬禮時，牧師以施並非基督徒而加以拒絕。施太太為此而非常痛心，有一段時間不願再去教會。
　　陳容貌，日本時代就擔任警察，和施珠文一樣，都是會幫助台灣人的好警察。漢文、日文素養都很好，會作詩。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是台灣人當中警界資歷最深的，因此被推舉出來負責警政工作。當時台灣人警察也組織起來，輪流顧守警察宿舍，保護大陸警察及其家屬，但是後來陳容貌卻被說成「偽警察局長」而被殺害。據其子的回憶，陳容貌知道二二八事件是人民對政府失望、一時衝動的無計劃行為，勸兒子最好不要介入。但是他自己基於盡忠職守的原則，仍然每日去上班執勤。三月十三日左右他上班後即被收押，廿三日和其他十人被殺。據說他從獄中被帶出來時，雙腳被釘在一塊木板上，卻面不改色。在獄中他留下一首絕筆詩：「非關榮利與貪名，大禍臨身惹恨生，四八年華從此斷，甘心為眾作犧牲。」正義凜然的氣魄，傳為美談。
　　盧鎰，綽號「大目仔」，戰後經營大陸旅社，和大陸人頗有來往，與其兄盧興都是江湖上有名人物，盧興被認為是嘉義市「兄弟人」的首領。二二八事件時盧鎰的旅社收容不少大陸人，包括警察局的刑事課長夫婦、檢察官等。後來憲兵隊長叫他去，不但不感激他保護大陸人，還責怪他不幫忙，又表示原本是要抓盧興，但是找不到人，就認定盧鎰也有參加作戰，要他供出那一帶參加者的名單。被捕四、五天後，他被槍殺。槍殺當天，他在押往火車站的車上大喊：「來哦，來看我大目仔被槍殺哦！」市民對他的豪氣留下深刻印象，很多人多年後提起還稱讚不已。
     同一批遭到殺害的人士，還有：吳溪水，皮鞋店老闆、鄰長；林登科，木材行老闆，家屬表示他被捕後家人曾被士兵勒索，但是錢送去人還是被殺了；陳陣，任職於區公所；蔡金爝，腳踏車店老闆；薛皆得，洗衣店老闆。其他還有好幾位至今仍不清楚其生平事蹟。
     嘉義機械廠(日本時代的中林鐵工場)的守衛許其旺，在二二八事件期間，保護著廠裡的大陸人，不讓外面的人進去打他們，甚至還不時從外面買東西給廠長等吃。二二八事件後他被捕，原先廠長還保他出來，但是後來再度被捕，他太太去求情，廠長的態度卻完全改變，說：「今天是我們贏才有這局面，不然我的財產搞不好都變成他的了。」後來他被帶到台中，五月廿八日在台中公園被槍殺。據說他死前曾說：「我保護廠長反而被殺，我死是為正義死，但死的只有許其旺，正義不死。」
    
可憐的小老百姓

     三月七日之後，以水上飛機場為基地的大陸軍人，在和包圍機場的台灣青年作戰之外，也趁隙攻擊了附近村落。飛機場對面的劉厝庄，就有多人被害。「血洗劉厝庄」，是二二八事件中相當令人心酸的故事。
     二二八事件期間，劉厝庄處於交戰線上，居民多數把妻小疏散到其他地方，但是田裡農事不能不管，因此壯丁仍回村裡餵家畜、下田工作。三月九日下午，國軍由飛機場衝出來，見人就開槍，打傷了幾個人，把在田裡工作的庄民集中到一間房子裡關起來，在村裡到處劫掠，拿得動的東西通通拿走。除了庄頭有三個人中槍死亡之外，十個村民被帶到機場外面殺害。當時村民還以為他們只是被抓去做工，根本無法想像這樣就會被殺。
     這些人多是不識字的農民，以為沒有參加任何事，就不會有問題，結果遇上「土匪兵」。後來警察還不斷到當地查問，是否有藏壞人。
     另外和飛機場有關的心酸故事，是一位在空軍基地當廚師的賴炳南，在事件中也遭到殺害。他在飛機廠當廚師有一段日子了，二二八事件之初他照樣負責採買，辛辛苦苦把菜運回飛機場，後來又沒再出來了。裡面有人傳話給他兒子，說他被懷疑出去之後有做什麼壞事，因此被殺。他兒子氣憤地表示，連每天做牛做馬、煮飯給他們吃的人都要殺，還有人性嗎？
     其他還有許多無辜市民在戰鬥中遭到池魚之殃。工程小包商童萬貴在斗六遇到市街戰，被國軍打死。市民蔡維在東門一帶被害。天主教徒張天賜於戒嚴後在火車站遭盤問，後被士兵以刺刀殺害。
    
陳家的悲劇
　　
　　上述的故事之外，有一個家族在這事件中的遭遇，更可以說明二二八事件的悲劇性。
　　嘉義縣立中學校長陳慶元是個教育家，書香門第，兒女個個傑出，是人人羨慕的好家庭。陳顯富是陳慶元的第三個兒子，日治時代總督府台南工業專門學校畢業，當時在嘉義中學教數學，據說長於足球，深受學生愛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率先將嘉義中學的學生組織起來，出面維持治安，並接收廣播電台。他是個主戰派，對台灣人抗暴的能力相當樂觀。當處委會秘書李曉芳去勸戒他不要擴大事端時，他斷然地說：「政治交給你們處理，軍事我們有把握會贏」。
　　陳顯富投入戰鬥之時，並無法預料他們家在這個事件中會遭受家破人亡的慘劇。三月四日羅迪光營長砲擊市區，在東門一帶造成傷亡，其中陳家的第六個兒子陳顯能被擊中死亡。三月七日，羅迪光營長由紅毛埤退往飛機場時遇到南靖糖廠的台灣人職員護送兩個大陸人要到市內，結果四個職員：邱創仁、賴耀欽、鍾季友、陳顯宗被軍隊綁縛樹上以刺刀亂刺亂砍慘殺，蔡啟聰下落不明，很可能被押到飛機場殺害。陳顯宗是陳家第四個兒子。四個人的屍體運回嘉義市內，引起市民極大憤慨，陳顯富更是怒不可遏，加強了抗暴的決心。此外，陳家的第五個兒子當時就讀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與同學組成隊伍回嘉義支援機場包圍戰，及時逃躲於山區，事後回校自新，躲過一劫。
　　國軍重新取得嘉義市的控制權時，連陳慶元校長都被捕，送到台中審問，據說曾遭電殛刑求，後來交保釋放，但是身體變得很壞，精神打擊甚大，於一九五○年去世。二二八事件之後，陳顯富逃亡了很久，仍然不放棄對抗國民政府，一九五○年牽涉共產黨「山地工作委員會案」，被捕，一九五四年遭處決。
　　被推出來擔任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委的陳復志是陳慶元的堂弟。他少年時代就到中國求學，讀了保定軍校，娶了南京籍的蔣佩芝，加入抗日戰爭行列，吃過苦、立過功。戰後回台灣，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籌備處主任。事件中，陳復志雖然被推為處委會主委，又是防衛部司令，但是處境相當為難。因為他被視為「半山」，很多人並不相信他，甚至事件開始就有流氓威脅他、要打他。可是最後又要他出來擔任講和的工作。蔣佩芝回憶說：「去機場之前回家時，有幾個台灣人拿槍跟著他，好像不信任他。我偷偷告訴陳仔跑，他不要，說：我不出去講話誰出來講話？嘉義人死太多了。」
　　陳復志在三月十八日被槍決。他當年懷抱祖國夢而到中國從軍，也加入抗日戰爭，經歷過許多戰役與流亡的生活，沒想到沒有死在日本人手裡，卻在回到家鄉後，死在他熱烈擁抱的祖國手裡。
　　
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角色

       陳復志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三青團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相當重要，犧牲也最為慘重。在事後清算中，幾乎各地都有三青團成員被殺。
      三青團在1938年成立，被視為是蔣經國的勢力。由台灣到中國參加抗戰的李友邦和張士德在戰後三個月回到台灣籌備三青團。張士德日治時代參加過台灣農民組合，因此他循線將日治時代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士組織起來，以前參加文化協會、工會、農組等的人士於是紛紛加入。
　　李友邦擔任台灣三青團幹事長。他是台北蘆洲人，台北師範畢業後到大陸念軍校。諸多「半山」當中，李友邦是比較正派、愛台灣的人士。但是因為二二八事件中三青團成員太多人牽涉在內，使得政府高層對他開始不信任。雖然二二八之後他暫時保住地位，但到了在白色恐怖時期，李友邦就無法逃過一劫了。
       李曉芳說：「並不是說大家加入青年團，就表示對三民主義青年團有很大的信任，我也也知道青年團在大陸的形象、風評並不好。但在台灣根本不允許有另外的組織，所以大家也只好暫時加入。」
     根據鍾逸人所記，三青團成員中有許多知名之士：台北的主任是王添燈，成員尚有老台共林日高、潘欽信等；台中有：張信義、林碧梧、石錫勳、林糊、莊守、陳崁、陳海成、葉榮鐘、林培英、鐘逸人、賴通堯、楊啟東、呂赫若、林連宗、何赤城、巫永福、林朝業；嘉義有：陳復志、李曉芳、王甘棠、許世賢、張進通、許傳；台南的莊孟侯、曾溪水、林義成、許麗玉、歐滋英、吳新榮，高雄有王清佐和簡吉，屏東有葉秋木。
     除了以上人士，岡山地區蕭朝金、朴子張榮宗，也是地方上三青團負責人，都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
     青年團的主要工作是宣傳三民主義、中國民族主義，辦國語補習班等，對象以青年學生為主。如洪炎秋負責推行國語的工作，後來就辦了《國語日報》。但由於三青團成員的屬性，對地方的公共事務都很熱心，平常就常反映民情，為民眾的陳情和官方交涉，因此和地方的軍人、警察、官員早有不少摩擦。事件發生之後，又多主動負起地方治安等責任，結果竟成了政府頭號眼中釘。
     以嘉義市為例，孫志俊認定的「主動暴犯」就包括：三青團嘉義分團籌備處主任陳復志、盧鎰、蘇憲章、黃漢書、王甘棠、李曉芳，其中陳、王、李三人都是三青團的重要成員。被殺害的市參議員盧鈵欽也是三青團幹部。
     三青團可說是延續日治時代社會運動的組織與精神，原本應該在戰後台灣的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經過二二八及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之後，所受的打擊不下於一九三○年代之後日本政府對台灣社會運動的全面鎮壓。日治時代的社會運動者，至此或是入監遭害、或是流亡海外、或是退隱不問世事、或是謀生困頓，力量幾乎全然瓦解。
     雖然如此，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立的反抗精神仍然不絕。這反抗精神很長的一段時間缺乏組織來持續發展，反抗意識成了蓋在灰堆裡的火種，等待新的燃料、新一代熱血青年出現，再續追求社會正義、保家衛鄉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