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潛入台灣人的根性當中──「閹雞」相隔65年公演的訊息

 

潛入台灣人的根性當中──「閹雞」相隔65年公演的訊息

文／石婉舜

※原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8年7月31日

    　1943年「厚生演劇研究會」公演的「閹雞」是一齣極為特殊的戲劇。

    　半個世紀後，我找到尚且健在的「閹雞」編劇兼導演林摶秋本人。我問他，「書上都說「閹雞」是一齣抗日色彩的民族劇，你同意嗎？」老先生毫不猶豫地回答：「那些書攏黑白講，講阮在抗日，實在無影！」這話聽得我腦袋轟然作響。後來從史料發現的事實也證明老先生此言不虛，一方面感念他對我展現的誠意，更佩服他面對歷史的勇於負責。怎麼說呢？光從當年劇評的執筆者身分就足以顛覆上述的「抗日」、「民族劇」神話。1943年「厚生」公演結束後，出現了兩篇重量級劇評，分別由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前身）的兩位教授執筆──瀧田貞治（文學科）與中村哲（政學科）；一般咸信後者是主導戰爭期皇民化政策重大修正的台灣總督幕僚。這兩篇劇評對「閹雞」一劇褒過於貶，前者甚至讚譽此次公演為「台灣新戲劇運動的黎明」。那麼，問題來了，「閹雞」究竟是一齣什麼樣的戲劇呢？或者說，我們該如何評價這齣戲劇呢？

    　「閹雞」的複雜難解，主要跟它是一齣誕生於「大東亞共榮圈」年代的殖民地戲劇有關。在那個帝國空間急遽重塑的年代中，太平洋戰事方酣，殖民者對思想言論嚴加管制，殖民地文化人在喪失批判體制空間的前提下，搭乘「地方主義」之風潮，轉而向內自我檢省。「閹雞」即可說是在被殖民與戰爭的雙重艱難處境下，「厚生」成員透過戲劇實踐，針對「我是誰？」以及「台灣社會需要什麼樣的戲劇？」等問題，所作出的回答。

    　「閹雞」以張文環新刊不久的同名小說為本進行改編。原著主要關懷台灣社會現代化帶來人心「利己主義」的迷思，以及同時代作家普遍關注的女性問題。而林摶秋先改編小說上半部，當年的算盤是先推出「前篇」，藉以帶動日後「後篇」的人氣，並順勢讓「厚生」朝職業化經營。只可惜，歷史沒有給他們上演「後篇」的機會，「厚生」成了「一演」劇團。原因就在公演這一年，太平洋戰區中日、美攻守易勢，日軍從步步勝利逆轉為節節敗退。進入九月，類似「厚生」一類的業餘劇團始被全面性納入國家動員體制中，一律接受官方統制。因而，「厚生」在九月初的公演，堪稱幸運地搶搭上業餘劇團尚能自由活動的尾班車。但是，改編後的「閹雞」卻也因為是齣未完成的「前篇」，徒留後人戲劇討論上的難題。

    　從當代僅存的「閹雞（前篇）」審查本來看，全劇分成二幕六場，第一幕建立以福全藥房經營者鄭三桂為中心的戲劇情境，並深入鄭、林兩家如何將兒女婚事與各自的利益算計結合，進而完成婚嫁。第二幕則從鄭三桂的土地投資失利展開，刻劃鄭家的家道中落以及世態炎涼。最後一場戲中，鄭三桂夫婦皆逝，家中僅剩阿勇與月里這對年輕夫妻相互扶持。月里被塑造成在艱困環境下性格越顯堅毅的女子，而怯懦又染病的阿勇則在傾聽農人勞動歌聲後積極奮起。這實非「振奮人心的大結局」，反而是留下懸念給觀眾：阿勇果真站得起來嗎？這對年輕夫妻將如何走下去？

    　這部在完成度上有所欠缺的戲劇，搬上舞台後，卻因為導演林摶秋挾其自東京職業劇團（新宿座的紅磨坊劇團）歷練歸來的舞台統籌能力，同時借重了台灣自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以來在文學、戲劇、音樂與美術等領域所累積的實力與人才，在舞台上進行跨領域整合，充分發揮戲劇作為總體藝術的特質，仍營造出動人的劇場效果。晚年林摶秋說，「阮就是要將咱台灣人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攏總給它演出來。」這句話背後潛藏的其實是戰爭世代新劇運動者的共同願景──台灣的現代戲劇應反映此時此地的人生，而非是空有台灣為場景卻欠缺主體魂魄的戰爭宣傳劇。

    　誕生於「大東亞戲劇共榮圈」幻影中的「閹雞（前篇）」，教人難以忽視的是，其舞台上殖民者的缺席、漢文化情調的呈現、以及台灣人民族根性優劣之自我揭露等，一個抵殖民的潛文本呼之欲出。這也是為什麼當年公演完畢，好評之外，也招來「非國民」的黑函攻擊。這種可能導致類似於今日「叛亂罪」的惡意攻訐，累積在當年參與者與觀眾胸中的壓抑與憤懣情緒，或許正是「演出中途斷電」、「台灣民謠首演後被禁唱」等公演插曲，會在戰後一再被擴大、渲染的重要根由。但是，「閹雞（前篇）」終究不能以一齣殖民地的「抗日戲劇」、或是宣揚中國或台灣民族主義的「民族劇」，來蓋棺論定。在剝落曲折且似是而非的歷史敘述、解析文本與公演殘跡之後，我們發現「閹雞（前篇）」旨在潛入台灣人根性當中，意圖照亮因現代化誘惑而迷失方向的人心。

    　如今，「閹雞」將在八月重返舞台，此時台灣人所面對的「自我」及從中衍生之反省與需求，勢必隨著社會變遷而有所不同。這回台南人劇團以完整版為訴求，根據小說進行重新改編，究會帶來如何新鮮的解讀與有趣的詮釋，實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