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尊重「記憶的自由」

尊重「記憶的自由」(Freedom to Remember)：

關於高砂義勇隊紀念碑事件的發言備忘錄

吳叡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台灣是由複數個族群組成的多元、平等、民主、法治的社會，因此不同族群各有不同的歷史經驗與歷史記憶毋寧是正常，甚至是必然的現象。在這個多元平等的社會之中，關於「應該如何記憶過去」的問題，首先應該尊重各族群─特別是弱勢族群─的歷史經驗與自主意願，因為集體記憶是族群認同的核心。換言之，「記憶的自由」是各族群不可侵犯的權利。
　　
　　基於此一信念，我過去始終覺得中山堂前面的七七抗戰紀念碑與二二八紀念碑遙相對望，但卻相安無事，沒有誰會去壓制彼此的記憶與情感的狀態，正是臺灣作為多元社會的完美象徵。而高砂義勇隊紀念碑群的落成，終於使臺灣的族群多元主義得到更進一步的落實，因為原住民族終於也開始積極建構自身的記憶了。然而這次台北縣政府的拆碑事件，證明了我對「多元臺灣」的想像是多麼天真，而臺灣距離一個成熟的多元社會，還有多麼遙遠。

　　在族群多元主義與記憶權不可侵犯的基本前提下，針對此次高砂義勇隊紀念碑事件，我有如下呼籲：

　　做為族群代表的政客們，請不要再操作族群—你們的職責是促成族群內部對過去傷痛記憶的反省、溝通，以及共識的形成，而不是結合外力，壓制內部異己多元意見，壟斷族群對外的發言權。這種企圖壟斷族群發言權的政客，在族群政治學上被稱為「族群企業家」(ethnic entrepreneur)，他們以販賣、操作族群來獲取政治利益。我們譴責這種作法，並且要求這些政客自制！

　　特定的媒體—始作俑者的中國時報，以及其他助紂為虐的媒體，請停止操作新聞─你們的職責是報導真實，而非捏造新聞，興風作浪，假「新聞自由」之名欺壓弱者，為特定集團或族群的意識形態服務。你們真的以為沒有人看的穿你們在挑動族群情緒，進行政治鬥爭嗎？你們真的以為所有人都跟你們一樣不讀書，那麼容易愚弄嗎？用英文說，your intention is transparent，也就是「昭然若揭」！對於提倡本土化的人士，你們動輒站在道德制高點批判人家在「操作族群」，但是你們自己操作族群的方式，你們的偽善，實在也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掌握公權力者不可侵犯人民的記憶權—你們的任務，是維護法治與人權之基本架構，使台灣各族群的人們有記憶與形成自我認同的自由，而不是以暴力鎮壓或干預人民的記憶權。民進黨再無能，至少它是臺灣有史以來最liberal，最寬容的政權。它的無能或不作為，至少確保了臺灣人民多元認同的空間。然而從周錫瑋縣長「勇於任事」的積極「作為」，乃至國民黨將與他們無關的莫那魯道、蔣渭水，還有被他們殺掉的李友邦據為己有的作法—也就是說，對你們方便就拿來用，對你們不方便就鎮壓—看來，我們不由得擔心國民黨如果在將來重新取得政權，臺灣人民的言論、思想，乃至感情、記憶與認同的自由，都將會受到嚴重箝制。

　　請讓我們永遠記得烏來高砂義勇隊紀念碑被拆除的日子—2006年2月24日：請讓我們永遠記得，這次事件是臺灣九零年代民主化以來，政治權力第一次公開介入，壓制人民對自身認同與情感的自主追求。如果現在不出面抵抗，這些人將食髓知味、步步進逼，那麼臺灣的民主必將倒退，臺灣人的自由必然喪失！我要鄭重敬告這些傲慢的政客，請不要把歷史和人民的記憶與情感當作政治鬥爭的工具！

　　對於那些可能會被台北縣政府諮詢的學者專家們，我也要在此提醒各位，千萬不可逾越分際。歷史學家或學者並不擁有任何「審查」別人思想、感情的「權威」—這是什麼時代了，你們還想「審查」別人的思想？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的職責是帶著同理心與批判性，客觀、公正地研究歷史，並將研究成果提供社會參考；我們不應該為政治權力背書，黨同伐異，我們也沒有權利指導別人怎麼記憶。

　　關於此次事件，我們應該尊重當事者及其族群的意願，讓他們經由內部的相互溝通和共同反省以形成共識，決定自己想要如何記憶。經由這種溝通與反省，我相信他們必然會重建自己的共同記憶，並以此共同記憶為基礎，重建自己的族群認同，成為一個真正的「倫理的共同體」。
　　
　　最後，如果可能，我也期待懷抱不同歷史記憶的台灣各族群也能夠以同樣的模式，相互溝通，共同反省，以尊重、理解與誠意，耐性地為台灣尋找關於歷史記憶的共識。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永遠記得：不管是大中國還是大臺灣，漢族沙文主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台灣是一個多族群或多民族的社會，無論喜不喜歡，我們都必須學習「承認差異」與「相互尊重」。除非我們想要內戰，這是我們想要維持作為人的尊嚴，在這個分裂的島嶼繼續生存下去所剩下的唯一出路。 (2006/4/6)

【轉載】不容警總再現，拒絕扭曲事實

不容警總再現，拒絕扭曲事實──
烏來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遭強制拆除事件 公開記者會   聲明文

台北縣烏來鄉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

2006年4月6日

自從2月24日，本協會所擁有之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橫遭台北縣政府強制拆除，至今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本協會在這段期間裡，承受媒體不實報導，政客污衊，以及公權力粗暴作為，我們一直忍辱負重，尋求解決之道。然而台北縣政府對於我們所提出的改善方案以及協商的誠意，不僅不予理睬，竟然反客為主，意圖「重建」，完全排除本協會的主體性，並且漠視我們原住民族的歷史解釋權。本協會痛心疾首之餘，重新檢視此一事件的發生經過，有著太多不合法與不合理之處，謹在此把我們受到媒體、政客及台北縣政府之迫害經過簡述如下：

一、 中國時報的不實報導

本協會於2月8日舉行慰靈紀念碑的遷移落成典禮，2月9日中國時報C3版曾給予平實肯定語氣之報導。不料2月17日卻以頭條新聞挑起事端，並以大篇幅報導扭曲事實。例如：該報故意隱瞞現場中華民國旗與日本國旗各一面，其餘八面是高砂挺　報團隊的隊旗之事實，說成是「九面日本國旗」，並且誣指我們烏來鄉被日本「佔領」，其餘日文碑文更是意圖性地誤譯，誣指我們的碑文歌頌天皇，還有其他對於歷史人物的捏造不實報導等等，嚴重地扭曲事實。

二、 高金素梅立法委員對祖靈與本會之污蔑
本協會強烈質疑高金素梅委員到底是不是原住民？為何她以中國人民族英雄自居，來迫害我們原住民？如果她是泰雅族人，就應當知道這是我們舉行過儀式召喚祖靈之碑，為何她敢冒犯禁忌，來破壞我們安息在故鄉之祖靈？此外，她對歷史完全無知與外行，為何充當歷史專家，來污指我們的碑文不符史實？

三、 北縣府宛如警總再現，無法無天
而台北縣周錫瑋縣長，則既不察明事件來龍去脈在前，又以完全不附任何法律理由的公文，要求本協會限期拆遷碑文，最後更是以赤裸裸的公權力強制拆除屬於本協會的私有財產的慰靈碑，而且扣留至今仍未歸還。
本協會更無法理解，何以在民主法治國家的台灣，為什麼會發生縣政府能夠違反憲法所保障的人民的表現自由與言論自由，為什麼有權利審查、拆除歷史性碑文，乃至扣留人民私有財產，卻不附上任何理由？
　　
因此，本會鄭重要求：
一、 中國時報公開道歉。
二、 高金素梅委員向烏來鄉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公開道歉。
三、 台北縣政府立即歸還所扣留的碑文，並回復原狀。

本協會因為此事件已經蒙冤多日，自信上述三個要求謙遜而合情合理合法。如中國時報、高金委員以及台北縣政府能立即善意回應我們的要求，則社會幸甚，泰雅爾族幸甚；否則，我們相信台灣社會必有公理，法律及憲法也必將還給我們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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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張茂桂教授的聲援文章，將刊登於蘋果日報，先轉載如下：

看見並擁抱共存的悲情與記憶落差

張茂桂（外省臺灣人協會理事長）

過去六十多年來，因為戰爭殘酷、政治壓制、國族政治扭曲，台灣人民所受的精神與軀體的傷害扭曲，彼彼皆是。「外省榮民老兵」、「台籍日本老兵」、「慰安婦阿媽」、「漢生病友」、「二二八家屬」等，都是這個時代共存的悲情與記憶的群體。而其中「高砂義勇隊」（原住民籍日本兵）的遭遇，同樣讓人難過。他們可說在戰爭中犧牲最大的一群。戰死者埋骨於南洋叢林，莫知所終，而倖存者則回到台灣（極少數藏身於叢林），受到無情壓抑並被其他人所徹底遺忘。他們長期閉鎖在「身心靈受創」，失語、不語如同密封的「時空膠囊」般，但在記憶深處他們沒有辦法強迫自己遺忘。

威權時代國民政府懷疑他們，認為他們是日本帝國同路人，缺乏民族國家意識、忠誠有問題，或者認為他們道德有缺陷，須要被感化；而民主的台灣則疏忽他們，「台灣人悲情」歷史中缺乏關於他們存在的論述。至於歷來的日本政府，則一貫地拒絕承認理會，希望能趕快遺忘，讓自己從殖民的罪惡中得以脫身；而他們自己的親人、族人，則時而以他們為恥，時而害怕擁抱他們受創的身體與心靈，避免拖累到自己。

對於這樣因為戰爭、國族立場與歷史變局中，同一塊土地上，同一時間點，因為立場互異而共存的悲情以及記憶，我們經常缺乏認識，甚至因為自身的經驗落差，政治立場而相互仇視對立。

對於「高砂義勇隊紀念碑」拆碑事件，特別是「中國時報」、台北縣政府等一些相關的新聞報導與發言，我們非常不以為然。這是當代的權勢者，基於自己在此時此地的一些政治文化與立場感知，當面對過去被威權與歧視所禁止的情感與記憶，藉由日本民間同情者的聯繫正「出殼」的時刻，不耐煩的上前打斷，訓斥譴責，甚至予以羞辱，這既是多麼的「政治正確」，但卻又是多麼殘酷的行徑。

歷史不應只是成王敗寇的興衰紀錄，更不應被扭曲為當代政治利益服務。面對島嶼並存的複雜生命歷程與記憶的落差，我們「外省台灣人協會」以促進台灣社會多元文化、和平正義的發展為宗旨，希望不同背景經歷的人，都能跨越記憶的斷層，真正承認並瞭解這個社會存有不同的感情與歷史創傷，也願意付出尊重對方的代價，面對並追求社會的和解與正義。

茄苳樹窠之前的相關討論

竹子比鐵絲更強

他們先用鐵絲固定成大致的樣子，再用竹篾取代鐵絲來綁。

浸了水的竹篾柔韌而有彈性，看他們先將兩片竹篾扭成索狀，綁好後拉看看是否牢靠，再將剩下的竹篾折一折塞好。

「竹篾比鐵絲牢靠。鐵絲很快就會生銹爛掉，竹篾不會壞，你看看那些老房子，竹篾綁的結可以撐過五、六十年。」工作中的西拉雅文化協會成員這樣說。

他們很熱心要用傳統的方式來建造慶典用的棚子，一切自己來，其實是相當辛苦。

聽說昨天去採竹子，連當了阿祖、走路顫危危的長輩都出動，他們就是喜歡這樣的熱鬧。

看來為4月16日的大鬧熱做準備，真的讓社區動了起來。

兒童人權繪本《不要帶我走》

這本書的文字作者江淑文曾主編基督教兒童刊物《小羊月刊》，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拿了多元文化教育碩士，圖畫作者陳嘉鈴是主修插畫的藝術碩士。他們從編《小羊月刊》時就開始合作，2004年出版了《那e年夏天──小學生掛網日記》，這本書是他們合作的第三本繪本。

陳嘉鈴的圖很可愛、很細緻，大部分的畫面洋溢著光明與幸福，這在一般童書是常見的。難得的是，處理這沉重且有關死亡禁忌的主題時，處處充滿體貼讀者的心意。描寫死亡相關情節的畫面是用黑白的，大人與小孩牽在一起在海灘上投下影子，接下來是一幅四個人朝海走去的腳印和四雙鞋子，四雙鞋中，兩雙孩子的鞋是零亂的，腳印也一樣。簡單的畫面，傳達了很多訊息，讓人充滿同情，又不致於直接引起恐懼。

只是這書的內容如果只有孩子看，實在是收不到效果。真的是該推廣給更多家長閱讀，特別是那些自認為什麼都可以給孩子、疼孩子疼到入骨的人。自殺時帶著孩子一起死的，往往都是太愛孩子、太把孩子當成自己一部分的人。

這本書得到內政部兒童局補助，列為「親子共讀優良讀物」，去年十一月出版。但是很可惜的是，這本書目前市面已經買不到。終止童妓協會最近爭取到雙連教會的補助，重印了一千本，發送給各教會。

我覺得這種有宣導作用的好書，發行量如此小，發行管道這麼受限，實在是很可惜。不知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點子，來做更好的推廣？

唱歌是快樂的事

頌音在專業性上是遠遠不如福爾摩沙的。看著福爾摩沙在練習時的表現，我們心裡都很氣餒，覺得自己實在是不行。然而指揮Edgar還是充滿信心，態度十分從容地向我們說："Enjoy your music.That's enough." 上台前，他照例會帶領大家做一個短短的禱告，雖然團員不全是基督徒。這次的禱告好像特別打動大家的心，每一句禱告都有一堆「阿們！是的，主啊！」回應。Edgar往往藉著禱告而把一個世俗的音樂會化為對讚美上帝的禮拜，讓團員暫時不再計較自己和別人的不足，全心成為上帝的器皿來歌唱。每一次演唱會，這短短的瞬間都令我覺得好像洗了一個靈性的澡，感受到很深的喜悅。

我們到底唱得如何？這要問聽眾。我只知道我們盡了力，再度體會唱歌是件快樂的事。

頌音的閒散、無紀律，在一些參加過其他好合唱團的人看來是相當奇怪的，因為大部分的合唱團領導者都是非常嚴厲、很有權威性的，團體的紀律也不斷被強調。我們所受的音樂教育，都認為要有好音樂是苦練再苦練、嚴格要求再嚴格要求下的產物，這一點實在不容否認。然而苦練過頭、過分嚴厲，有時真的會讓人失去對音樂的自然感受力，感受不到音樂帶來的快樂。在緊張的情緒下當然可以做出很好的音樂，但是就少了那自然流露的靈魂。

再次體會到在頌音可以輕鬆自在地唱歌是多麼難得的經驗。即使聲音很不完美，無法避免唱錯，在尋求彼此合諧相應中，卻有無窮的樂趣。

最近看了一齣2004年出品的瑞典片：《就像在天堂》(As it is in heaven)，內容也和合唱有關。這是一齣很有意思的電影，把音樂的力量表現得很精采，特別是最後那喚起每個人一起來參與的大共鳴合唱。唱歌是一種解放，一種自我追尋的過程，也是尋求互相了解的方式。的確，美好的合唱經驗，就像在天堂。

老仙人和火孩兒

戴著大兜帽的老仙人，看起來比較慈祥一點。

有一頭衝冠怒髮的火孩兒，有像光束般的翅膀，正要起飛。

不義猶存，如何和解？

不義猶存，如何和解？

◎陳義仁

●善意卻傷人心的書

《台灣教會公報》第 2818期（2006年２月27日出刊）第三版〈回應二二八悲劇〉，報導中華福音神學院集體寫作出版的《二二八的省思》新書發表會過程，並摘錄書中引發爭議、質疑的部分內容。閱後真覺得訝異。

事實上，華神遲遲至今才涉入二二八議題，算是一大進步。雖然據《教會公報》報導，「整本書……不斷強調受難者家屬應以饒恕代替仇恨，可是書中卻看不到有人對加害者罪行提出讉責的公義聲音，甚或連加害者應認罪悔改的呼籲都付之闕如……」，而且一些論點確屬荒謬，尤其所提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應相互感恩的論點真的令人噴飯，甚至更加傷害台灣人的心，但，我並不懷疑其思考的天真及身為基督徒的善意，這種用力呼喊饒恕、感恩、相愛的善意。可惜，光靠善意，未必成就好事……。

我想起Marc H.Ellis在所著《Out of Ashes》（梁永安中譯《一個猶太人的反省》．立緒出版）書中所述有關寬恕的一件震動人心的事件──

●革命性寬恕

身為猶太人的Ellis在一次講論「寬恕」時，一位天主教修女卻愈聽愈氣，當他提到希特勒的名字時，她憤怒尖刻地破口而出：「你打心底痛恨希特勒，對不對？」
Ellis寫道：
「她的話語與語氣不是孤立的，而是來自一個巨大的傳統，這個傳統認為：基督徒是會寬恕敵人的人，猶太人則是硬心腸的人。……我感受得到她言後面的力量……她話語的力量讓我震驚得啞口無言。我是不是打心底裡痛恨希特勒呢？如果是的話，這本身是不是一種罪？而她對希特勒的寬恕精神，又是不是和她無法寬恕我的記恨相悖呢？我站在一群學員面前，有片刻完全不知道該說什麼，而那片刻感覺上就像永恆。然後我注意到另一個學員站了起來。他是一位蘇丹神父，在自己國內常常得面對穆斯林的挑釁。結果他說出了以下一番為我辯護的話：『我也拒絕寬恕穆斯林。如果有一個穆斯林闖進我村莊，我會拿起槍，轟掉他腦袋。』
這一攻擊一辯護讓我無法把課講下去。我向學員說了聲抱歉就離開，感到身心俱疲，茫然若失。我幾乎想哭。那修女和神父迴異的立場始終痛苦地縈繞著我。那修女當然沒有經歷過集體規模的暴力，也沒有從祖輩那裡繼承過這種苦難。至於那位神父，卻親身體驗過暴力，而且在未來大概還會經歷更多的暴力。身為猶太人，我的情況介乎兩者之間。我無法同意他們兩人的立場，覺得兩者距離我同樣遙遠。我卻深為一個宿命的反諷所苦惱 ：那個天主教修女因為主張寬恕而攻擊我，那個蘇丹神父因為維護我而主張暴力。」
 
稍後他提到一本叫《革命性寬恕》的書中的觀點：
「寬恕只有在暴力停止的時候才是可能的。只有那樣，一直被冒犯者才有可能考慮去愛那些一度凌虐他們的人的可能性。只有在終結不義和尋求一個共同和公正的未來時，寬恕就會變成是革命性的。透過啟動寬恕，那種靜態和浮面的寬恕請求──只求寬恕卻不思推動一個講求包容與正義的新社會和政治方案──將顯示出其侷限性。寬恕與其說是事情的落幕，不如說是一個把未來轉化得跟過去不一樣的過程。」

●不義猶存，如何和解？

我之所以引述這段記事，是由於有相當多的基督徒（尤其在台灣獨特的歷史背景下的華人教會基督徒），就像文中天真、滿腔愛心的天主教修女，腳踩在雲端，向地面受苦受害者用力呼喊「饒恕吧！相互感恩！你們這些為仇恨所苦毒綑綁的人。」更甚者，咬牙切齒，尖刻指責受害者懷恨……。對受害者嚴苛、無同情同理心（華神的多位作者自承對二二八了解不深）；反之，對加害者何等何等的寬容。最嚴重的是，沒有認罪，暴力未必動刀槍的暴力猶在，沒有包容與正義持續中，這些基督徒卻視而不見。

對照台灣的現狀，我們儘量不談哪些事件，橫直對立的雙方都有缺點、錯誤（這還用說嗎？）可供雙方指摘。道理說不清 。但可從大體上來看問題。

近幾年來，泛藍給人什麼感覺？總統大選落選後的粗暴反應，對本土政權全盤否定的態度，在立法院蠻橫與綠軍對決……。藍軍自有一套理由。好吧，我尊重。但，泛綠支持者的感受則是一再受壓迫、污蔑，無盡的羞辱，泛藍不顧理法的無理取鬧。泛藍不是善意的反對黨，也非惡意的反對黨，而是國對國的打法了。這樣一想，被敵國打，本就是慘烈異常，也沒什麼怨嘆了。所以，什麼和解？什麼寬恕？

泛藍不是最會說寬恕、和解嗎？立法委員跟地方選舉不是都大勝了嗎？佔優勢泛藍，不是正好最有尊嚴表達善意與和解嗎？結果呢？共同和公正的未來在哪裡？

台灣人私下常怨嘆的外省人一個月領多少、本省人領多少這類「枝節」的問題且不說，泛藍佔絕大優勢的媒體就可以把你吃死死。

泛藍可以喊統一，絕對要統一，別人不可以想獨立。同情同理心在哪裡？二二八使得台灣人亟思獨立（能不能同理心？）。中國鱸鰻打壓，同樣使台灣更想獨立（能不能同理心？）。泛藍有權主張統一，那麼，他們就該勸勸鱸鰻從良再來談，然而，他們反而聯合大尾鱸鰻來欺壓台獨。如是，二二八式的幽靈不是還在嗎？

和解，很好。但要來真的。基督徒要關心世間的和解。絕對好。但請了解、請用同理心。否則，純真也會傷人。

有個人醉酒駕車，撞倒了一位年輕有為的來台宣教師，棄之逃逸。宣教師失救而死。原非基督徒的肇事者被查出後，開始上教會，賠償談判還是開出死豬價。有一天他說：「當基督徒很好，死後可以上天堂。」說的很對，我們該凡事感謝。但，他這麼說，你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