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周惠憐醫師的家庭影片

關於周惠憐（又作周惠霖，台文：Chiu Huī-lîn）

潘稀祺：開創臺灣肺結核醫療的先河──周惠憐醫生

黃武東：思念周醫生

周醫師的台文作品：Kiwi

再訪謝緯紀念青年營地

這座可愛的小教堂，平日少有人使用。這次的旅行，父母在那裡一起唱聖詩，渡過一段美好的時光。

小教堂旁一座簡單的紀念碑，其中一面記載了黃珠心醫師行誼。當這裡還是肺病療養院的時候，這位女醫師在此工作了29年，忍受偏遠地區不便的生活，默默服務病人，晚年還以一生積蓄蓋了一間房舍，準備讓繼任者住。這裡成為青年營地之後，這間「珠心館」庇護過很多人，目前是姚幹事一家的住所。

營地的這座土角屋，是921大地震後，當時的營地總幹事賴貫一牧師建的。賴牧師參與救災行動，看到土角屋倒了很多，徵得屋主同意，搬回一些土磚，建成小屋，宣示災後重建的決心，保留祖先建築智慧。

在樹林裡的營地建築，感覺像度假村。

強烈日光下，樹影甚美。

清晨，散步欣賞那棵成為營地醒目標誌的鳳凰木，冬天葉子全掉光了。

謝緯牧師的兩句名言：「甘願做憨人」、「在我生命中最偉大的力量乃是上帝的存在」，在刻在營地的石頭上，值得年輕人深思、作為典範。

今年謝緯牧師去世45年了。長老教會在台灣設立150年。

歷史有很多空白

歷史有很多空白。展讀《無法送達的遺書》，作家羅毓嘉訪談政治受難者黃溫恭的家屬，並閱讀他被政府扣了60年的遺書之後，惶恐發現：「我們不記得、不知道那些事件的發生，並非因為我們過於健忘，而是能夠被我們記得的事實被揭露得太少太少了。」即使有遺書出土，還是無法讓我們知道黃溫恭真正的政治理念和角色，於是作家有這樣的感慨：「記憶，在於記得在那裡曾有太多的空白」。

意識到這種空白的存在，或許讓我們更能體會白色恐怖的面貌。異議者的肉身、心靈和思想都遭到統治者的摧毀，他所愛的人必須抱著殘缺的記憶、在恐懼及恨意中掙扎求生，他的後人必須面對空白的歷史和揮之不去的陰影，很多疑問始終沒有答案。

另一方面，意識到歷史空白的存在，或許對「留下歷史紀錄」一事會有更多使命感。當我們發現找不到完整的故事，雖然可以靠想像力來補充，但探求更多史料，掌握更多確實證據，講的故事會更有說服力和感動力。有意識留下可信可靠的資料，日後人們就可拼湊出更完整的故事。

近日也讀了陳榮成的《我所知道的四二四事件內情》。1970年蔣經國訪問美國時遭槍擊，主張台灣獨立的賴文雄、鄭自才、黃文雄等策劃了這個行動，當天黃文雄開槍瞬間隨即被捕，同在現場的鄭自才也被捕。當時海外台灣人踴躍捐輸，短時間內籌足鉅額保金，將海外台灣獨立運動推到高峰。後來兩人先後棄保逃亡，台灣獨立運動團體內部也發生紛爭分裂。

陳榮成捲進刺蔣案是因為黃文雄所用的是登記在他名下的槍枝，不得不被法庭傳喚作證，卻因此而被台獨聯盟的同志誤解、指責，他選擇不公開辯駁，默默淡出獨盟。這本書是他親身經歷的歷史見證，提供外界對此事件更深刻、更多面向的了解，也更能貼近當時台獨運動的實況。

陳榮成持平客觀分析事件的前因後果，真誠說出他的判斷，以一個捲入此事件而且受到誤解的關係人來說，他的態度令人敬佩！他談到四二四事件之後，他的歸鄉夢碎，但「不後悔自己走過這條各各他之路」。讀到此，很心酸，也為獨立運動人謀不臧的坎坷而悲傷。陳榮成另外一個重要貢獻是在1970年代初率先翻譯出版了葛智超（George Kerr）的《被出賣的台灣》，為二二八的歷史發聲，真是一位見識不凡、行動有力的前輩。

歷史有很多空白，這些空白不能用英雄故事取代，不能只發揚美德、不看暗面。立體多面的歷史，才能真正成為一面有用的鏡子。所以，努力收藏史料、探求事實，在任何場域都非常重要。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委員會推動「檔案法」、努力要成立「歷史檔案館」，盼望更多人了解、支持。

（首發表於《臺灣教會公報》窗口無遮欄，網路版：http://www.tcnn.org.tw/news-detail.php?nid=9010）

親身經歷的白色恐怖

二次世界大戰對臺灣的影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透過廣播，發表投降聲明，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天，也改變了臺灣的命運。這個位於海洋與大陸文化十字路口的島嶼，再度任由強權來決定他的去路。從日本帝國的一部份，變成中國的一部份，臺灣人在這當中沒有機會提出任何異議。被迫學習當「日本人」的臺灣人，在差不多開始適應之際，馬上必須重新改鑄自己。當全世界慶祝法西斯垮臺之際，臺灣人才剛要開始面對新的法西斯，面對新國家的急進同化主義，臺灣人沒有機會去復甦自己長久被壓抑的文化，而是得要儘快變成新統治者所喜悅的模樣。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臺灣人在新國家中的地位，甚至比不上戰爭期間臺灣人在日本帝國內的位置。

1895年日本獲得臺灣這塊新領土，一方面學習西方的殖民統治，對臺灣人採取「差別待遇」，一方面統治的意識形態又是強烈的同化主義。在統治臺灣的51年間，這兩種政策是並存且互有競爭和消長的。1930年代開始，隨著日本帝國的擴張，軍國主義抬頭，殖民地統治政策改變為急進的同化主義，於是臺灣和韓國的人民就面臨文化改造、強迫成為日本人的「皇民化運動」。不過，此時的臺灣人和韓國人在整個帝國中的地位似乎有了一些改變 。在日本帝國的新佔領區，臺灣人和韓國人從飽受歧視的二等國民，變成協助帝國發展的人力資源，和日本人一樣成了統治階層的一份子。即使是比較低層的幹部或基層職員，或是生意人，在當地人看來，都是外來統治者的一部份。

這樣的地位，某種程度他們成了夾心餅乾。當時就有在臺灣的日本人抱怨，臺灣人可以到海外發展賺大錢（在南洋華僑社會語言可通，比日本人更容易進入當地市場），又不用當兵，未免太不公平。我們可以說，當時的臺灣人多少享受到了日本擴張帶來的好處，而且某種程度實現了爭取已久的平等，可以和日本人平起平坐了。

戰爭結束後，日本人必須面對敗戰的恥辱、原佔領區人民的報復，隨著日本人在南洋發展的臺灣人，卻因為由敗戰國人民搖身一變為戰勝國人民，這種痛苦經驗少了很多。然而回到國內，臺灣人又成了二等公民，背負著八年抗戰後全中國痛恨日本的十字架，臺灣又成了殖民地，一方面被差別待遇（不讓臺灣本地精英參與戰後政局決策）、一方面被迫同化。臺灣人從出頭天的夢想中在再度重重摔下。

這場戰爭中，臺灣的確有幸運之處，如避開成為戰場的命運，不必忍受敗戰國的恥辱等等，但這場戰爭徹底改變了臺灣的命運，經歷戰爭的那一代臺灣人，付出的代價是驚人的，他們雖未被戰爭暴力屠殺，精神文化卻被長期閹割，在新殖民統治的法西斯政權下保持沉默，直到最近，他們才慢慢發出屬於他們的聲音，而這些聲音，有些又不免在臺灣社會新的對立中被誤讀扭曲。六十年前的戰爭，到現在仍影響著我們呢！

 

柯文哲與二二八

 柯家（柯P的爸媽和柯P）從來沒有說過柯世元是「二二八罹難者」，但一直認定柯世元是二二八的受害者。類似的認定，在台灣人當中很普遍。

對台灣大眾來說，大部分的人並分不區分二二八（1947的群眾抗議或所謂官逼民反和政府的武力鎮壓）和白色恐怖（主要是1950年之後的全面清共），台灣一般人的印象，戰後初期被政府鎮壓，都是二二八。

柯世元應該是在風聲鶴唳的白色恐怖中遭到逮捕、審訊，受到極大壓力，雖然後來被釋放回家，但身心都受創，從此生病而無工作能力。對這個家庭而言，特別是柯P的爸爸，這是原本安定順遂生活的結束，無窮苦難的開始。

應該從這個角度了解柯家和二二八的關係。這是一個家庭的苦難史，也呈現出許多台灣人民在經歷二二八事件之後，對「二二八」的了解和定義：政府無端鎮壓、冤枉善良百姓、很多人因此失去性命、活下的人也活在恐懼中。

1993年我參與二二八口述歷史工作時，接觸到不少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家屬，他們都這樣認知：家人被「二二八」了。

現在有比較多資料出土，有各種研究、探討，專業歷史教育上也有明確區分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但是在大眾的歷史觀中，還是很少區分，或是弄不清楚。

今年二二八前後，迅速看了幾個談話性節目，大部分也還是二二八混白色恐怖，很簡化很情緒化的談著。二二八平反運動已經近30年，各種資料和論述非常多，、白色恐怖的檔案開放和口述歷史也很豐富了，可是大眾的觀點似乎仍沒有甚麼改變。這是可驚也令人沮喪的事實。

今年的觀察，也感受到：二二八還未過去，還有很大的能量在台灣社會中。我們社會仍然沒有共同的二二八，不同觀點的對話也還是艱難。

台灣心：懷念炎憲師

第一次遇見老師，是在輔仁大學，大概是大三的時候吧？剛從日本回來的老師，在輔大歷史系兼課，但是因為台灣史已經有人開，他開的是日本史。我的課已經修滿，沒有修到老師的課，只有在走廊上遇見他和同學們曬太陽聊天，加入小聊過一次。年輕的老師，穿西裝打領帶，記憶中是鐵灰色西裝，搭配紅色的襯衫（一種很好看的、不刺眼的紅），淺色的領帶，配色相當醒目，但是最吸引人的，還是老師親切的笑容。說話輕聲細語，沒有架子，很好親近，是初識老師的印象。

後來考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在口試時就表明我想做台灣史，進了清大才知道並沒有台灣史的老師。幸運的是，張炎憲老師來兼課，我就高高興興修了老師的課，並且找老師指導論文，成為清大歷史所一般史組第一位以台灣史為研究範圍的碩士，也是老師在清大歷史所第一位指導的學生（和陳華教授聯合指導）。

我常形容我們這一代是「被台灣魅惑的人」。我們從小到大受著國民黨主導的黨國教育，滿腦子都是中國文化知識，難免有大中國情懷，特別是對人文、社會有興趣的學生。然而，經歷解嚴前後社會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所帶來的啟蒙，對制式的、官方的教育內容產生質疑，1980年代後期，開始對自己所生長的土地產生認同、想要多加了解，如飢似渴急著認識以往被打壓、邊緣化的台灣知識。此時在台灣史研究上，炎憲師是重要的領路人之一。記得研究所階段，學校的圖書館台灣史研究資料非常非常稀少，很多時候都是跑到老師在中研院的研究室和老師討論時，向老師借資料，老師總是大方應允：「這本你拿去。」那時候覺得很理所當然，後來才知道，像老師這麼大方出借書籍、資料者並不多見。老師也帶著我們去認識一些年長的前輩，如作家王昶雄等等，透過和前輩們的聊天，去接觸那一代的心靈和世界觀。老師自己話不多，對學生的研究方向很少干涉，但並不是「放牛吃草」，而是不斷提供資源協助學生把研究坐起來。現在回想起來，非常感激老師這樣的作風。

研究所畢業後，得知老師開始從事二二八口述歷史的工作。其實我會對台灣史有興趣，是因為小時候聽父親提起二二八，他說：「你們以後在課本上讀到的官方說法可能不一樣，可能會說那是共產黨煽動的暴動，但是我告訴你們真相，台灣人被逼得不得不反抗，而且很多根本沒有參加武裝暴動的人犧牲了。」後來在軍訓課本上讀到了二二八，果然說是共產黨主導的暴動。我覺得應該要透過歷史研究來釐清二二八真相，但是寫碩論時沒有勇氣和能力來處理這議題。

1992年之後，炎憲師以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為基地，開始從事二二八口述歷史工作。1993年嘉義市政府支持他做嘉義地區的二二八口述歷史，老師邀請家父王逸石和我加入工作團隊。能夠參與這項工作，對我們意義重大。我的祖父王甘棠醫師，被當時的嘉義市長孫志俊在二二八報告中指為「嘉義三二事件首謀」，在口述歷史的採訪中，我們得知他曾代表市民廣播呼籲山仔頂的國軍停火，努力在亂局中建立和平和秩序；3月11日市參議員們以和平使身分進入水上空軍基地而被綑綁拘留，女性議員邱鴛鴦被放回家，大家到她家聽消息，她對我祖父說：「你是名單第一人」，祖父立刻轉身出去，開始逃亡。後來祖父在親戚幫助下成為軍醫，隨部隊到中國數月，之後回台灣辦理自新，逃過一劫。透過這項工作，除了進一步了解家祖父之外，聽到到許多二二八家屬的心聲，以及事件親歷者的見證，對二二八的認識更為立體化、多元化。

和炎憲師一起做二二八口述歷史，見識到老師感性的一面，和堅毅不屈的內在。更重要的是，深深感受到老師的「台灣心」。老師不以口舌而以態度來爭取信任感動，他的誠懇很能打動人心，讓許多二二八家屬願意對這位陌生人講述塵封往事，實在不簡單。印象深刻的是，老師除了詢問事實、了解過程之外，一定會問受訪者：「當時你感受如何？」他認為口述歷史除了追究事實，也應該記錄心情、感受、情緒。向來總是笑咪咪的他，在聆聽沉重故事時，表情變得凝重，對受訪者充滿同理同情。深刻體會到老師的「台灣心」，一種單純堅毅的信心，以大我為念，無時無刻都在盼望台灣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人人活得有尊嚴、冤屈昭雪、正義得以伸張。

很早就知道老師是「台派」，老師從不諱言自己的政治傾向，但是在1990年代，他並未衝在政治運動的前線，而是默默參與各項政治、社會運動。在那段時日，走街頭時常遇到老師。他不是一位將自己限在學院高牆內的學者，也不是政學兩棲的人物。他選擇一條實踐之路，在學院內外耕耘著，累積台灣歷史資料、從事台灣意識的學院教育和社會教育。他長期以「吳三連台灣史料研究中心」為基地，推動台灣史料的收藏、研究，又以口述歷史的工作，累積台灣人觀點的史料，不斷舉辦營會來做社會教育。這些工作長期下來果真貢獻卓著。

2000年總統大選，首次政黨輪替。老師受陳水扁總統邀請，出任國史館館長。阿扁總統任內八年時間，內閣更替十分頻繁，國史館館長一職卻始終沒有變動，可見老師頗勝任此職。他在國史館期間，迅速整理出版許多重要檔案資料，也從事更多口述歷史的工作，讓國史館的工作面目一新。在最後一年，老師搶時間完成《二二八事件辭典》，我也有參與一小部分的工作。印象中，當時老師還有許許多多想做的事，很急，也因長期的勞心折磨而顯得有些疲憊。

最後一次見到老師，是在吳三連基金會匆匆遇見。從國史館長的位置退下來，老師繼續以吳三連基金會為基地，繼續工作，再度讓我見識到他的執著和毅力，還有那不變的台灣心，似乎更加熾熱。之後看到他都是在電視媒體上，在記者會上發言，為台灣的前途憂心，為台灣主體性逐漸喪失而憂心，力挽狂瀾，發出警示。

以為老師會一直在，直到台灣建國成功成為國之大老，沒想到老師竟然在鼎盛之年突然離去，對我而言，真像靠山傾頹一半一般，感覺孤涼無依。印象中，老師算是很重視身體健康的，他在飲食上很節制很注意，也都會找時間運動。但是老師常常不知道累，硬撐著做事。他不懂得休息，始終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得知噩耗，心中充滿遺憾，無語問天！

身為老師的學生，但缺乏老師那種內在的堅毅，至今一事無成！只能期許自己，不忘老師「台灣心」的感召，在自己能做的範圍，努力繼續建構基於台灣主體性意識的歷史知識，為台灣美好的將來而奮鬥。

（本文收錄於《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紀念文集》，吳三連史料基金會出版，2015.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