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228】【轉載】沒有人理，何來神學？

沒有人理，何來神學？

──寫在《二二八的省思：從聖經、歷史、神學看台灣政治與族群紛爭》新書發表會之前

                                                                  ◇蘇南洲 

約在半年前有話傳來，中華福音神學院將出版一本關於二二八的書，會派人和我聯絡。直到上個月有來電說研究中心蔡主任希望我在二月二十六日的「新書發表會」上分享心路歷程，時間是十五分鐘。當時我的答覆是：時間可以預留，不過要先看過所有文章。

    隔了兩週，蔡主任來電確認此事，方快郵寄下七篇文章，說是「從每一部抽一篇代表性文章」（全書分三部，再加上歷史的回顧及序言）。我收到後，即再度要求看所有文章，蔡主任說其他文章沒問題，不需要我看；最後在我堅持至少題目上有「二二八」的另外兩篇一定要看後，才收到這兩篇的電傳稿。由於資料所限，我只能就所收到的九篇文章有所回應。 

1. 關於書中文章的編排方式

    此書從目錄上看，包括董事長、二位董事、前院長、院長等頗具代表性的十三位華神師長及校外六位教授聯合編寫而成，內容分成三部十七章（部分章內尚有分節），其編排形式類似教科書，但就各章之結構長短、文氣筆法、立論觀點及論述水平來看，卻差異甚大。其中有兩人各寫兩章，也有兩章各由兩人合寫而成，由於未能竟窺全貌，尚不確知此書乃教科專書、研究論叢或雲彩見證集？ 

2. 關於書中文章的內容構成

    在所限閱的九篇文章中，其中四篇的內容基本上與二二八無關，只有五篇與二二八較為相關。其中兩篇的作者有牧師職分、兩篇是政治大學教授的文章，另有一篇華神蔡主任的二二八歷史回顧，這幾篇比較有回應與討論的空間。

    周功和牧師的〈破迷思、求和解〉一文中，講到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禱告「並不能用來教導說，即使加害者沒有道歉，受害者也需要饒恕」（p.185），而「要求人寬恕，應先把真相盡量說清楚，並且加害者（若未死）應認錯與道歉」，並且直指「真正該為二二八事件負責的，應是國民黨的一些高官而不是外省人整個族群」（p.186）及「李登輝當年當總統時曾為二二八道歉，但他已被開除黨籍，與國民黨對立。因此，對許多人來講，他的道歉已不能算為國民黨的道歉」（p.187），而若「人曾傷害過別人，他的認罪應該很具體」（p.189），「若是對方把真相說清楚，也道歉，就應該寬恕，因為我們都是蒙恩的罪人。基督徒應是社會的鹽與光。族群的和解應由教會開始」（p.189）。

    張宰金牧師的〈走出二二八的陰影：從饒恕的醫治〉一文中，強調的是如何悲傷輔導（Grief Counseling）。作者提出為了「聖經教訓」及「實際的益處」，受傷害者「當盡自己當盡的責任取消債務，不再記恨」。

    比較這上述兩篇牧者的文章，周牧師較強調教會的責任，也較貼近受害者的心境，而張牧師則較強調受害者的責任。

    政大郭承天教授所寫的〈從民主神學看政治迫害〉一文中，試圖提出結構性的政治制度面診斷與處方，他的診斷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因素是派系政治與缺乏民主制度」（p.203），處方是「適當的參與政治改革」。我的看法是：派系鬥爭只是二二八事件的隨附現象而非因素，派系鬥爭論既不能解釋其中「大陸人殺大陸人」（p.204），也不能解釋「本省人殺本省人」（p.204）的悲劇，因為沒有「大陸人殺大陸人」和「本省人殺本省人」，最多祇有與中央政府關係密切的「半山」（如連震東所屬的CC派等）殺本省人與大陸人殺「半山」（如時任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等案），但這應該只是當時的政治圈風波，無法解釋許多校長、教師、醫師、律師、法官、銀行家及為數眾多的學生與年輕民眾的受害原因。派系鬥爭只能算是趁亂而起的殺機，真正的主因應是統治者的文化水平較被統治者相對低落甚大又擁有軍事優勢，這是古今中外的歷史必然，而省籍族群則只是政治鬥爭中最廉價而順手的操弄工具。

    至於政大心理系陳彰儀教授〈談二二八事件的真正饒恕──從重新詮釋當時各方的心理反應與彼此感恩來面對傷痛〉一文，可能是全書中最會牽動特殊心理反應的篇章了。文中先提出「本省人值得向外省人感恩之處」有五：

1. 帶來武力裝備、金塊與故宮的文物，「對於台灣的發展上，是一項強力的幫助」並「使得五千年中華文化、歷史的傳承得以在台灣生根」。
2. 大部分外省人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讓本省人有更多、更完整受教育的機會，為台灣帶來許多知識上及理念上的衝擊」。
3. 「經由外省人的進入，將中華文化的精華……含四維八德等理念的儒家思想，地大物博的史地知識，以及五千多年各種不同風格文學作品等等」，讓「新生的台灣文化增添了新氣息，變得更精緻、更多樣化」。
4. 「由於撤退到台灣來的中央政府也已有其一套管理制度，在接管台灣之後，能很快建立起相當完整的憲政體制」，讓台灣沒有出現去日本殖民化後的「失控狀態」。
5. 外省人雖然到了台灣，但仍擔心中共是否「會對台灣發動戰爭，選擇將成年子女送到國外去深造…這群留學生有些學成返台，在學術界持續發展，逐漸提升台灣的教育素質，也為社會注入西方新思維。各類新知識、新作法的引進，大大的改善了台灣的生活環境、醫療水準、交通系統。有些留學生滯留海外……，讓台灣與國際有了連結的管道」。

    隨即又提出「外省人值得向本省人感恩之處」有四：

1. 提供在日本殖民者統治下「由台灣人民們承受奴隸和不斷的起義、抗爭而換取而來的」台灣這塊土地，「讓中央政府進駐」。
2. 大部分的本省人「具有順從、忠厚的個性」，默默的「逆來順受」、「要認命」的美德，讓「國民政府才能順利、平和地延續其政權」。
3. 帶有精緻的「日本色彩的台灣文化」，使中央政府帶來的中華文化在台灣島上「變得更多樣化、也更多姿多彩了」。
4. 「本省人具有中國南方人勤奮的美德，當時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如果沒有這些基層人員來貫徹，再好的政策也只是紙上談兵」，另外，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本省人在父執輩告誡下，台灣人多半不參與政治，整個台灣政治環境是外省人的天下」，台灣人「多轉往工商界發展，本省人打拼的個性，讓台灣各方面成長突飛猛進，創造出經濟奇蹟，躍進亞洲四小龍之一」。

    此文最後結語是「願大家靠著上帝的愛努力實踐對『二二八事件』傷害者的真正饒恕！讓這塊土地更被上帝祝福」！陳教授似乎在告訴我們：原來這塊土地不被祝福，竟是因為有人沒有努力實踐對「二二八事件」的傷害者真正饒恕，或是有人不能以上述五點及四點來彼此感恩。此論點真是令人瞠目結舌！

   〈從二二八說起〉一文在此書中的第一章也是最大篇幅的一篇（全書八分之一，四十頁，三萬字），華神研究中心蔡麗貞主任在本文前言文末即提出「二二八事件不是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衝突，而是官方與民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對立」（p.19），接著進行對二二八事件的遠因、近因、陳儀其人、蔣介石的責任、二二八死傷人數統計、二二八事件的後遺症等九節及後記來進行此書中惟一的二二八歷史回顧。該文所引述的文獻達三十篇以上，數量上與其他篇章相較算是多的，也對史料有所耙梳，可惜文起於蔡主任與家人之越洋電話及友人的建議，止於學生參觀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心得報告及課堂討論，其間文氣或宜更加連貫。而該文最後以「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教會並未涉入，雖然有信徒受害，卻不是為信仰緣故受逼迫，所以教會不需捲入情緒反應或抗爭」（p.54）及「還原真相，接受歷史，才能超越悲情」、「回到真實，台灣才會有超越悲情與仇恨的一天」（p.55）作為全文結語，如依蔡主任結語的推論，可否請教：不知德國神學家潘霍華牧師、美國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牧師，甚至基督耶穌本人，是否算是「為信仰緣故受逼迫」的？

    冷靜理性固然有助於處理議題，但因而窄化信仰是沒必要的；悲情與仇恨是需要有超越的一天，但如果站在受害者的對立面或未具充分同理心說這些話，恐怕只會惹出更多是非。其實全台灣北中南東各處的二二八受難者中，有許多可敬的牧師與長老〈包括校長、教師、醫師、律師、法官及銀行家等〉，今天我們若對他們在教育及醫療等專業方面的貢獻與信仰硬加切分，那又何必對許多創辦基督教院校及醫院的宣教士賦予尊崇？面對那位在高雄橋頭教會門口捨身救助被國軍亂槍所傷的會友，因而一併受難的蕭牧師，又要如何看待呢？ 

3. 關於此書的出版宗旨及研究方法

    作為身執台灣福音派神學教育與研究牛耳的華神，一改過去對社會「不關心、不參與」的作風而採取「回應時代議題」的積極態度，誠為大家所樂見，而此書之出版，亦為觀察國語教會在二二八事件上表態的指標性首舉。若是此書在十年前即告面世，以當時政治氛圍而言尚可謂勇矣，但於今日單是Google網站上即有關乎二二八的網頁／網站不下千餘，坊間二二八研究的專論更可謂汗牛充棟；在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近六十年、二二八運動推行二十年、政府公開檔案建碑賠償超過十年的此刻，進行二二八的神學論述，是會被要求更大的周延度及創造性貢獻的，至少應該在全書內容的嚴謹度及出版的宗旨上具備足以令人信服的力度，否則隨意掀開原已放下的巨痛，若是引來難以收拾的後果，則恐智勇俱失。

    再者，華神出版此書的目的，從書名來看似乎是想透過神學角度對二二八的省思有所解套，或期有助台灣當前的政治與族群紛爭，然而書中許多文章卻一落筆即以本省人（或台灣人）vs.外省人這種對立的二分法入手，反易自陷困局，若是改採去省籍及去政治的分析架構來進行，或許較容易撥開政治迷霧，得到較適切的處方。 

4. 關於此書的編輯作業

    此書中為文者有謂「本省人」、「台灣人」、「台灣人民」及「河洛人」，應該是同指一九四五年以前定居台灣的閩南裔住民，文出多筆屬後發性結果，亦有同一文出現不同稱謂，都是可以事前會商或事後修訂的範圍，無需讓讀者產生類似英語中”whatever”等不受尊重的反感。

    此書凡二十篇，然而其中多篇的假設讀者與基本立論出入甚大，前後連貫跳接唐突，甚至連相容性都很難達成，讓讀者不易抓到全書的要旨，似乎主其編務者對二二八議題的掌握力有限，誠摯建議華神當局對往後回應時代議題（特別是一些敏感、具爭議性的主題）之出版與發表，還是以較為得心應手的題材下手為宜。

    此書最讓人感到困惑之處是將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相提並論。固然有極少數二二八屠餘之人（如作家呂赫若等）藏於山中，直至多年後在「清鄉」、「綏靖」等反共政治運動下才被抓到，但基本上在史學界已公認，二二八是一個「事件」，最多延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中旬即告結束，前後不過兩個半月。至於後來所展開的戒嚴／白色恐怖是一個「時期」，起自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蔣介石復行視事隨即頒布戒嚴令至一九八八年的戒嚴令解除，最多推到一九九一年的刑法一百條廢除案，前後約四十年；兩者混為一談，對二者之受難者及其家人皆屬不敬，也是治學者難以承擔的錯誤；而將之與目前政治及族群紛爭扯在一塊談論，恐怕只有治絲益棼，而將國台語教會推向和好的另一端，更遑論促成族群的和解了。

    對於許多社會議題，我很贊同應該多從結構性的制度面予以診斷並提出處方，在做學問上理應如此。而在處理「人」的傷痛上，首要的應是以同理心設身處地去體會受害者的心情。若是能以此書之出版為鏡，今後面對那些主流社會的邊緣族群，多多效法耶穌擁抱弱勢的捨己精神，人理既通，再入神學之門，那就不會徒增於生命無益的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