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羅正方的文章：
近日，隨著國家檔案局的解密，以及政治議程的滾動，社會又開始捲起一些關於昔日歷史的討論風暴。的確，政治人物需要受到社會的嚴苛檢視，但我深深覺得要觸碰這些議題，不應淪為廉價的臆測，也許我們也能藉此機會，來集體深思一些值得探討面向。
幾年前，當社會日益重視「轉型正義」，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林國明教授(也是我的學運時期好友)，曾受政府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委託，針對威權統治時期的「校園與社會監控」進行大規模研究。他的調查揭露了政府情治單位如何利用「春風專案」等計畫，也就在校園內布建線民（俗稱「抓耙子」）、監控學生運動與異議人士的歷史真相。
「春風專案」其實只是當年威權政府高壓手段的一小部分，但卻具體描繪出黨國體制對箝制社會與迫害人權的縮影，當時由調查局主導的常態性校園監控機制（自1971年至1990年），旨在蒐集大專院校學生的思想與政治活動情報。單在80年代，據統計，單在調查局利誘與威迫下的校園學生線民就高達5,041人，這些線民滲透進學生會、社團及同儕之中。當年春風專案下設「安苑專案」：為專門監控學運份子及異議人士的子專案，範圍涵蓋學界、媒體界甚至私人情感生活。民眾大多好奇，真的我們社會曾經有過那麼多的「線民」嗎？以及把抓線民當作茶餘飯後的消遣。
在林國明的研究中，我就是其中十多個當年的「標準範例」之一，也因此我得以到促轉會，閱讀春風專案第一批解密後，關於我自己被監控的國家檔案。我個人的學運生涯很長，從1983年入學成大，到1989年成大研究所畢業，這六年時間正值台灣80年代學運頂峰年代。流放外島當兵後，從1991年到1998年在美國德州攻讀航太博士期間，我又繼續參與海外90年代學運。因此，對於這個議題，我是當事人之一，也許是有感而發，我也希望能貢獻一些個人角度的看法。
當時去促轉會第一次看關於自己的國家檔案，本來心裡就料定相關檔案應該不會太少，沒想到竟然只在一個安苑專案的「部分節錄」，我親自目睹了關於我自己的幾百件各式監控報告，而且促轉會告訴我，單在這個專案中，我名下的幾卷歷史存檔，疊起來就有「半人高」，基於研究計畫期程有限，只能先挑一些「精彩的」給我過目，結果我那天花了六個多小時才看完一遍。
事實上，當年對成大學運份子監控與出手的，不只當年的調查局，還有國安局、憲調處、陸軍情報處、警備總部(當年還未解嚴)，也就是五大情治系統。第一次看完檔案，我不禁暗暗內心驚呼，我的老天呀，當時國民黨威權政府究竟是當我們這些學生是啥? 需要耗費多少資源，去重覆地層層布建出這樣一個綿密的監控網絡?
第二個當時湧現的念頭: 那若是加上其他情治機關，以及再加上我在海外學運第一線的那幾年，那會累積出多少檔案? 當時的疑惑，在今年初我終於得到答案，在賴政府全面解密轉型正義檔案下，透過也是當年學運好友，國發會詹方冠副主委的協助，我聯繫上國家檔案局，經過初步統計，答案是我有44「卷」! 是的，沒有聽錯，不是44份資料，而是44大卷。
我想既是當事人，大概也沒有太多人跟我有一樣的「殊榮」，所以王定宇委員在臉書點名我，對於外界質疑他是當年成大的「抓耙子」，希望我說幾句話。坦白說，在目前我看過「浩瀚如海」的成大第一手資料中，還真沒有看到定宇的蹤跡。
的確，定宇在大學時期非常活躍，當時我已經是研究所即將畢業，我觀察了他好幾年，真的是精力旺盛，反應極快，年輕時就非常能言善道。當然，人不輕狂枉年少，當年定宇也活躍於學生活動中心，也是鋒頭很健的人物。但是，說他是布建於學運核心之中，績效卓越的細胞，這其實跟當年的事實並不符。
很多人問過我，看完自己的被監控檔案，有何感想? 其實，我並沒有太多的氣憤與驚訝，有的是幾分難過與嘆息。單是安苑專案，根本就如同是一本被扭曲過日記本。裡面詳實的紀載了，我的書架上閱讀了那些書(書目)，我在社團帶著學弟妹在講些什麼，串聯過那些校園，我在實驗室的日子怎麼過的，我的家庭與交友狀況，當然還有莫名其妙地剖析我腦袋裡在預謀些什麼…。許多是張冠李戴，許多是含沙射影，甚至許多根本不是事實。因此，後人若想閱讀這些檔案，請先有個概念: 這些是從情治人員筆下渲染出的觀點，戴著有色眼鏡的成見，很多也是當年爭功諉過，硬是創造出來的。
但是，我也看到被記載的很多事，其實都是出自身邊親近的人，或是出自自己絕對想不到的人之口。有些事，就這麼近身的幾個人才知道的事，外界絕對難以編出來，所以我很容易就知道這些素材是誰提供的。剛開始，我當下是非常沮喪，也感覺心情十分難過，覺得人性何以如此扭曲。但是，當我細細閱讀其中文句，不少也都係屬勉強應付、敷衍了事，或是避重就輕，甚至有些看出就是希望含混帶過。是的，認真看後，我多了幾分不捨，也看出一絲情非得已。
我想到很多夜裡，那時在澎湖服預官，每隔幾梯就有退伍士兵，來我寢室跟我告白，比如他的確被逼要交些功課上去，但是他絕沒有說我壞話，只是良心不安，需要跟我說一聲。我都是笑笑帶過，說聲謝謝他，也拍拍肩膀回說: 兄弟，放心，我不會放在心上。人生走來，一路很難，即使當年就是基於各種原因有對我打過報告的人，現在也有許多仍在聯繫，也能繼續保持友誼。因為，我知道當年他們可能很為難，但是那就是那個時空下的產物。許多人也不是為了領幾千元就需要服膺於國家機器，這裡面操作的機制遠比這複雜太多。我相信也有許多人，不願意提及這樣的過往，他們或被迫，但基於人性與良心，終究自己不認同這樣的監控。我更想問的是，為何威權獨裁的國家機器，得以用攏絡、威逼與恐懼，讓讓個社會被箝制。更可惡的是，當時的政府，不怕大家不知道被監控，甚至就是利用恐懼，讓每個人心裡自動產生壓抑。
我無法代表別人的感受來發言，但我想說的是，當要檢討社會網絡的行為互動，我們也必須檢視當年的時空環境與權威機制。我們身邊都有過這樣的朋友，以前在人生經歷上是南轅北轍，在政治的主張上更是水火不容，然而隨著時間的移轉，每個人的看法都在變，竟然也會發生政治態度上，或是思維上的截然轉變，如果我們也接納過這樣的朋友，也更認同這樣的轉變，那我們會去非要糾纏當年對方是如何如何嗎? 其實，不會吧。
在邁向轉型正義更好的社會時，比起拼命去找尋誰是當年可疑的「協作者」，我認為更根本的問題，是思考當年那樣的病態環境，是如何被權威架構出來的，而且我們該如何防禦與避免這樣的歷史再度發生。是去逐一臆測關於個人的微觀動機，還是更宏觀去洞悉威權體制是如何被生出來的，應該後者對於整體社會的啟示會是更為重要。
要去論斷一個人，應該不只看他過去某一個時間點做過什麼，更需要看他一路走來還有哪些面向，以及他的轉變，以及長期累積下來，這個人究竟總和出什麼功過。
之前，不少人問過我，怎麼看黃國書一事。年少時，我就認識黃國書，剛開始打動我，是我很少看到把字寫的這麼工整、這麼漂亮的人。我當然難以理解當年他寫報告有何苦衷，但是在一起參與運動的那幾年，在嘉義火車站前拉下吳鳳銅像的，他在列。在無數次面對鎮暴警察，我們狼狽地頂著噴水，在旁有他。常常他南下，就是住在我的宿舍瞎混。要問我怎麼看他，我認為在那些當下，他就是我們的一份子，在我的腦海中，我更重視我們曾經一起做過什麼。後來，我也在台中服務過，我理解他有很長得時間認真耕耘過地方，為民喉舌，我聽到許多基層對他的肯定，我想每個人都有過去，但更重要是後來的一生，他要怎麼活出自己，去選擇他更想要活的模式。所以，我若是有機會再看到國書，我還是會選擇去看兄弟充滿熱情、溫暖的樣子，我選擇去記取他有曾是血性男兒的面貌。
同樣的，我也不用再解釋郭正亮與鄭麗文的轉變。每個人都要面對社會的公評，也沒有人會認為，因為當年他們曾經有過的主張或作為，他們就仍然保有我們當時的共同理念與初衷。要論斷一個公眾人物，與檢視他們當下對社會的影響，應該不只需要挖掘當年他們做過什麼，社會應會更重視當下的言行與態度，是對台灣有何衝擊與正負面的影響。
過去因為歷史因緣與內部結構，綠營其實沒有太多機會培養在國防、國安、軍事、外交的人才。隨著有過三任總統的中央執政，慢慢有累積非常少在這些領域的專才。立法院是台灣政黨政治的核心櫥窗，也是政策角力的最前緣，能對國防相關議題長期著墨，並有深度的委員並不多見。要累積了很久時機，綠營才逐漸掌握了主流論述與話語權，但是隨著蔡適應、羅致政、趙天麟等資深國防立委的陸續離開立院，有一陣我實在非常擔憂。我不去評論其他，只就事論事，王定宇算是少數還有戰力的資深委員，幾個會期下來，他在國防與外交上對於政策論述，以及與行政院政策的攻防配合，我是給予肯定的。若不論政治，從國防產業而言，目前立法院裡面能具體跟國內外產業界對話的，也就是鍾佳濱、王定宇、陳冠廷、何欣純等幾位委員，這點也是可以給予正面公評的。
對於王定宇，以及所有曾經參與過學運，但目前仍在政治最前線的夥伴，我都給予最大的祝福與支持，也期待各位珍惜選民對於你們的付託，都能保持如履薄冰的自我警惕，扮演好應有的角色，並把握時間、努力以赴當下該完成的任務，加油！
來源：羅正方臉書
